东海民兵 刘熙武
一次战“疫”，更多警醒。在全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了第5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些都时时提醒我们：国家安全需要人人参与，守好安全人人都当负责！
国家安全涉及方方面面，但首要的是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富国和强军，于国家、民族而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富”是“强”的前提基础，能让一个国家“站”起来，“强”是“富”的根本保证，能让一个国家真正“挺”起来。纵观中国封建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二是富而不强的国家同样挨打。只有实现富国强军，既富且强，实现富国与强军的高度统一，才能确保国家安全。
唐太宗的富国强兵战略催生了“贞观之治”。唐朝初期，突厥肆虐，屡犯边境。唐太宗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强军战略，巩固兵役制度，大抓军事训练，建设强大骑兵，为盛唐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历代政权镜鉴。
富国不强兵，终究一场空。历览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宋朝是一个令人既爱又恨的朝代。宋朝经济发达，GDP领先于世界；文化昌盛，“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朝；科技最发达，“四大发明”有三项在宋朝；艺术最高深，宋朝的五大名窑至今仍是个奇迹。这些成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世界同期其他国家无法比肩的，这样的朝代能不可爱吗？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一个舰队的速度是由行驶最慢的那艘舰船决定的；一个团体的命运往往是由素质最弱的那名成员决定的。最短、最慢、最弱那个因素，往往会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团队全盘皆输。可惜的是，军事是宋朝最懦弱、最低能、最无为的短板。北宋国富兵弱，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居然敌不过辽、西夏、金等周边小国，结果，宋朝败在金国的铁蹄之下，被掳走徽钦二帝，GDP高的被GDP低的灭了；南宋苟延残喘，偏安一隅，为蒙古所灭，有文化的被没有文化的灭了。为什么？因为宋朝虽国力强盛，但朝野上下“重文教，抑武事”，文气过重，血性全无；军事指挥体制上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和“以文驭武”制度，文官指挥武官，有时甚至是皇帝指派宦官到前线监军来遥控指挥，结果，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作战一塌糊涂。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曾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陈寅恪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话非空穴来风。这样的朝代能不可恨吗？
此外，我们从军人的地位也能略见一斑。宋朝军人地位低下，大多数军人都是脸上刺字后发配充军的罪犯，无人愿意当兵，“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说就起自宋朝。当时，没有军事思想，更没有军事家和军事人才，唯有大宋王朝的风花雪月，纵然国富，无异于有国无防，无有不败之理。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富国不等于强兵，肥大不等于强大，若要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安全，必须既要富国，更要强军。
评估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否安全，既要看单项指标，更要看综合指标。比如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军事强大、民族和睦、百姓富足等各项指标。这些指标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思考的重大关系就是富国与强军的关系。从逻辑上讲，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需要的核心能力就是具备把强大的经济力快速向国防力转化的内生力。战争不仅是GDP数量的大比拼，更是GDP质量的大碰撞。这就要特别注意研究GDP的结构、来源、成分等要素。GDP数量再大，如果其质量不高，仍然难逃挨打的厄运。
再说说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经济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的比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GDP的总和。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过百万，英国远征军只有4000人，且远涉重洋、异地作战，却把中国的皇帝赶得到处跑。此后，我们的先人不断割地赔款，跪了下去，尊严全无。最典型的就是甲午战争，战后清廷赔款2.3亿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7年的财政收入。这场战争使日本成为19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日本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实现了现代化。可见，仅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没有把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军事能力，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来保证安全，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脚，腰杆子就不硬，说话就没人听，办事就不灵。
“武功”不盖世，家里东西守不住，丢了东西拿不回来，经济再繁荣，文化再灿烂，或成为别国的强国之资、口中之肉，或为对手做“嫁衣”，或成为瓦砾，《清明上河图》、圆明园遗址就是佐证。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世界强国，为什么清朝的经济总量也占三分之一的时候，却积贫积弱呢？从表面看，GDP体量差不多，但质量却是天壤之别。清朝的GDP大部分来自百姓的赋税、茶叶、蚕丝、瓷器等，根本没有国防转换能力，产生不了战斗力。美国的GDP由什么组成？是如钢铁、机械制造、计算机、生物技术、汽车、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高技术群，这些产业既生产GDP，又生产战斗力，具备由经济力向国防力快速转化的能力，这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经济落后，体量也不大，几乎没有谈GDP质量的资格。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8亿条裤子换欧美一架飞机，但是类似这些东西是直接转化不了战斗力的。怎奈条件如斯，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能做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做出的成绩来。
现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确到了该谈谈GDP质量的时候了。我们要思考两件事：一是我们的GDP的数量有了，质量怎么样？二是GDP有没有国防转换能力？我们不要过度沉醉在世界经济第二的成就中，言必称“世界老二”。我们不需要借鉴别人的历史，因为自己已经饱尝了历史的苦难。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历史教训别人，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刻教训我们自己。我们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警觉、力量和智慧，防止悲剧重演，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更为关切的重大问题。
历史的教训格外值得注意。它鲜明地昭示我们，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任何人会恩赐和平，和平环境需要争取，发展成果需要保卫。我们更要清醒看到，国富不等于军强，不等与不打败仗，所以也绝不等于国安。同时，和平不等于安全，有了安全，不等于没有安全威胁。只有苦心孤诣地追求富国强军的统一，才能维护和平和保卫成果，才能捍卫尊严并梦想成真。
党中央一再强调，要调结构、转方式，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是随便讲一讲，不是一般性的呼吁号召，而是对历史的觉醒，更是对未来的擘画。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复兴和中华儿女的福祉。在中兴的道路上，我们在发展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军民融合产业、高精尖的装备制造业，尤其要突破那些国外“卡脖子”的高端技术，提升GDP数量中的“含金量”，努力实现富国强军的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也才能实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这一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