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中，包含着一部国人的阅读史。走过70年，中国图书由“书荒”变“书海”，纸上铅字记录时代、引领时代、与时代互动前行。书籍中，还浓缩着一部思想文化发展史。我们继承文学与艺术的传统，也探索科学技术的可能。我们攀登思想的高峰，也为下一代的教育播种。走过70年，经典阅读、主题阅读、科普阅读、少儿阅读……种种图书品类日益丰富、百花齐放，反映了国人的阅读需求正走向丰满多元。本期“光明悦读”邀请两位专家撰写70年阅读史上的两个侧面：科普读物与期刊，以期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科普的历史与科学技术同样悠久，现代意义的科学最初启蒙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至十七世纪后得到了极大的促进。科普的创作与出版伴随着科学的跃进式发展而出现。伽利略、布丰、赫胥黎、法布尔、达尔文等一大批代表性作家的科普作品几百年来脍炙人口，同时，印刷技术极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对推动工业革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普出版历来是科普事业的晴雨表，是国家科技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一座桥梁，它在向读者传授知识，让读者爱上科学的同时，也使读者受到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的熏陶。新中国成立70年来，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科普作家以及广大科普出版界同仁，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为亿万读者奉上了一部部启迪心灵和智慧的科普佳作，为科普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等几位科学家率先提出把普及科学知识写入《共同纲领》，明确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将科普工作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学和科普工作的重视，揭开了新中国科普事业的新篇章。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简称科普局）。广泛动员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农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师以及青年学生等一起动手，把科普工作做成群众性工作，科普局出版了《科学普及通讯》等刊物，内容涵盖科普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当时大众了解科普工作的主要渠道，借以推动全国科普运动的不断开展。
1950年8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成立，随即编辑出版大量科普读物、印发科学讲座的讲演稿、科普挂图等。该协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推动翻译了大量苏联的科普图书，比较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的“苏联大众科学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苏联青年科学丛书”，科学出版社的《科学译丛》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选译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系列等。我国也原创了不少优秀的科普作品，高士其、贾祖璋、董纯才、顾均正等一批名家亲自参与科普图书创作。更有许多一流的大科学家写科普，如梁希、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严济慈、林巧稚、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他们的作品引导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走向科学的前沿。
1956年7月，在各界倡导下，科学普及出版社正式成立，并针对群众生产和生活需求，出版了大量科普书籍。例如，华中工学院的赵学田教授为解决当时大量新入职工人看不懂图纸的问题，深入工厂一线了解需求，再用浅显易懂的创作方式编写了《机械工人速成看图》一书，该书连续再版19次，到1980年，该书共发行1600万册，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发挥了科普的巨大作用。
“大跃进”之风也曾刮进出版阵地，“出书如出报”“48小时出版一本书”等浮夸的口号被提出，尽管图书出版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一些未经实践检验和未经科学论证的所谓发明创造被当成科学加以编辑出版，一些图书出版之日也是其消亡之时，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土法冶炼经验丛书”、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工农为跃进经验交流丛书”等。
1961年后，科普出版也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出现一定的复苏，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知识科普丛书，科普创作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期。代表性的作品有：文学家和出版家胡愈之倡导、竺可桢等著名科学家参与撰稿的“知识丛书”，数学家华罗庚等编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小丛书”，科学家茅以升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小丛书”，李四光等科学家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伍律撰写的《蛇岛的秘密》，叶至善撰写的《失踪的哥哥》等。这些图书都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广泛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创造了中国科普出版史上的奇迹。《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于1961—1962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8册，分为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地质矿物、动物、数学，共收录1484个“为什么”，总计105万字。第二版于1964—1965年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增改，学科分类更加合理，按学科门类分为14册，每册大约150~200个“为什么”，总计2480个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欢迎，仅至1964年4月，就已出版发行584万册（73万套），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少年科学观的形成，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之情，成为新中国少儿科普出版史上的佳话。
二、科普出版迎来春天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重要论断。在科学的春天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释放，推动科普出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78年4月，国务院批准全国科协正式恢复，为科普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1978年，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参加座谈会，并发起成立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从1979年起，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更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等一批科普团体先后建立，并积极开展各自领域的科普工作。各级科协、学会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开展科普创作，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至1988年，全国大约出版了两万多种科普图书。
1980年10月“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后更名中国科普研究所，简称“科普所”）建立，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任名誉所长，系统深入地总结了我国科普创作的实践经验。1982年4月，科普所在北戴河召开了“科普创作研究计划会议”，会上决定编选一套“科普佳作选丛书”，于1993年先后完成，丛书共计10本。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科普创作和出版在兴旺了10年之后受到了冷遇，科普阵地日渐萎缩，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其间，伪科学也借此抬头， 一些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各种超自然、超物质的神秘力量的如占星术、灵学等伪科学的出版物不断多了起来，这些迷信和伪科学的泛滥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在广大公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针对社会上愚昧迷信之风蔓延的社会现象，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新时期党和政府推动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1995年6月20日，中国科协邀请各有关方面座谈，由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主持，提出了“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的倡议。还先后组织翻译了多位国外著名科学家合著的《科学与怪异》，主编了《破除迷信100问》等科普图书，以科学道理解释了世界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的事实，对各种装神弄鬼的骗局给予揭穿，提高了读者辨别科学与伪科学、迷信与自然现象的能力。
与此同时，国内一批出版社还先后从国外引进翻译了一批传播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的高水平科普出版物，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推动丛书”，是由当代世界一流科学家撰写的科普佳作，被称为“科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多年充分调研国内外科普出版状况的基础上，针对广大读者对时代感强、感染力深的科普精品的渴求，精心策划了“哲人石丛书”系列，成为影响深远的大型科普品牌。
三、国民科学素质全面提高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2006年2月6日，国务院制定并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提出了未来15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方针目标、任务措施；明确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设定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近期、中期和长远三个阶段的任务目标。这意味着，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将惠及全国人民。
被称为“跨世纪的科普出版工程”的“院士科普书系”，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科学时报社共同策划，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套大型科普丛书，有约176名两院院士参与撰写。书系的选题都是世界科学前沿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如《21世纪的100个科学难题》《21世纪产业走向》《神奇的表面工程》《会飞的金属——轻金属》等。
为配合国家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科学普及出版社在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下，从2006年启动策划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书系”大型科普选题，引进国外优秀科普作品与开发优秀原创相结合，先后开发了数十套、近千种高质量科普图书，为各级图书馆、农家书屋装备一批优质科普资源。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策划了“中国当代科普精品书系”等重大选题项目，使我国的原创科普图书出版水平得到很大提升。201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每年约有二百余家出版社出版科普图书，年均新书出版品种已超万种，国家科技进步奖等一批重要奖励中都包含科普类别。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新时代我国的科普工作给出了全新的定位和要求。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科普工作早已不限于一般科技知识的普及，而更多体现于国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近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快速提升阶段。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历次全国调查表明，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从2010年的3.27％提升到2015年的6.20％，2018年进一步提升至8.47％。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广大公众对优质科普资源的巨大需求，传统的科普模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科普出版需要更好地与国际对接，适应移动阅读、网络阅读、有声阅读的发展规律，促进产业深度融合转型。同时，还需要加强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内容为王”始终是科普出版的第一要义。
（作者：颜实，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科普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