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增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五天。
“双拐医生”饶歆有两根拐：一根在隔离病房，上班用；一根在病房外，下班用。1月初，饶歆左脚严重崴伤，同事诊断后的建议是休养两周。可仅过了4天，饶歆就拄着拐与另外5位同事走进了重症隔离病房，“实在缺人，我还是病区的负责人。”
多此一拐
饶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已经工作了9年，记者今天见到他时，他的左脚刚刚痊愈。
1月的武汉，经常下雨，有时下雪。受伤后，饶歆的脚肿得只能套上拖鞋。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每天一步一步地挪下楼。再加上早去抢距离办公楼6号楼出口最近的车位，他早上6点起床，比受伤前早1个小时。
1月18日，饶歆和5位同事走进重症隔离病房，他们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走进重症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拄拐期间，大伙儿打趣，叫他“双拐医生”。有时候，饶歆还会跟他们一起拿自己开涮——谁还会在意呢，在只能通过笑声识别欢乐、肉眼不见笑脸的隔离病房？
起先我也纳闷儿：只有一只脚扭伤，何必非要拄上双拐？“为了不把病毒带出去。”饶歆的轻描淡写，让我忽然对眼前这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肃然起敬：专业，心细！
隔离病房内所有可能污染的物品都不可以带出——也是为了顾及家人的安全，饶歆架起了双拐，上班用隔离病房里的，下班用隔离病房外的。
脚伤还没痊愈的时候，饶歆只能坐着穿、脱防护服。但凳子是暴露的，他不得不多穿一件防护服。一层防护服就够闷的了，他套着两层，上身两分钟,全身就开始出汗——还不敢多喝水。
“一点儿都不想我”
1月初，中南医院的战“疫”就打响了，大家伙儿忙着建隔离病区，收治患者。“最初，谁也不知道哪个病人被感染了，大家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都很大。”饶歆说，打那以后，他就在外面住酒店，很少回家。
“最想的就是闺女媛媛，偶尔回家拿些换洗衣服，也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或者隔着好几米远聊几句。”饶歆说，有一点时间，他就翻手机照片；要是时间多一点，他就跟家人连视频，“主要是想看看媛媛。”
饶歆是个羽毛球爱好者，也练过一段时间。受他的影响，7岁的女儿也开始学着打。饶歆能喂球也能指导，媛媛学得格外起劲儿，总喜欢缠着他打球。
“有时候想起来，挺心酸的。我回家拿趟衣服，远远地说两句话就走，她还傻乐傻玩儿，看起来一点都不想我。”饶歆说，最近女儿有些不太开心，埋怨他为什么脚好了，也不陪她练球。
饶歆很自责，自己平时太忙，经常不着家，“现在就更不用说了。”饶歆的爱人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也经常加班，平日里主要是奶奶和外婆带媛媛。“很亏欠女儿，等疫情结束，我想带她去练球、下棋，去远方。”饶歆说。
我又回想起早上等饶医生的时候，中南医学院重症医学科病区值班室里，一名女大夫跟孩子视频：“宝贝儿宝贝儿，你想不想妈妈……”
白大褂才不是什么盔甲，下面盖住的软肋，是他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