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村的孩子们躺在项目基坑里阻止施工。 图/“新武安”微信公众号
5月22日的爱心村。爱心村被取缔前，李利娟和孩子们就住在这栋红顶的楼里。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6月19日，武安市福利院工作人员展示爱心村孩子们的日常活动。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6月19日上午，李利娟、许琪等16名被告人在武安市人民法院受审。图/武安法院微博
6月19日，武安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展示了爱心村孩子们的画作。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
2019年6月19日上午8时30分，“爱心妈妈”李利娟出现在武安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这是自去年被警方控制后，她第一次公开现身。
李利娟曾因收养弃婴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如今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她，被控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伪造公章、职务侵占、诈骗五宗罪。
李利娟的辩护律师将对其进行部分有罪辩护。除李利娟外，另有15名被告人亦被指控多项罪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界群众等110人参与了旁听。
由一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牵出
警方对于李利娟的调查，源于一宗报案。2018年4月4日，武安市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程琳（化名）向武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称，他负责的一项高压线迁建工程，因为李利娟等人的阻拦，已经完全停工。
这项工程是格力集团和武安市政府接洽的智能装备产业基地合作项目。2016年10月，格力集团和武安市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在武安开工建厂。2017年11月，由武安市工业园区委员会牵头开始实施隔离高压线迁建工程。
程琳说，一开始工程很顺利，但一个月后，许琪出现了。他声称，工程要经过李利娟名下的铁矿，影响了他们的探矿权，要求工人立即停工。
许琪是李利娟的男朋友，大家都叫他“许老大”。他也是此次庭审的被告人之一。
许琪所说的铁矿是白家庄村北铁矿，位于上泉村村西头。李利娟告诉警方，2001年，她通过竞标花了58万元获得了该铁矿的探矿权。买的时候有2.5平方公里，目前保留的探矿权范围还有0.84平方公里。
她曾向办案民警解释，工程侵犯了她的利益。“要在那里建高压线塔，我就不能采矿了。”她声称，当时她允许迁建项目从探矿权范围经过，但条件是该铁矿办理探转采手续时，国土局领导要帮忙协调。否则，她的损失太大，就不同意施工。后来，没有人帮她办事，而施工仍在继续，她才出面阻拦。
据现场的一位施工人员回忆，复工当天早上九点多，李利娟来了。她用命令的口吻告诉施工人员，你们不能建设，这块地涉及她的探矿范围，没和政府解决之前，不能开工。工人问她探矿范围涉及哪些区域，李利娟指着前面一片地说：“这些地方都是！”后来，她收养的孩子们也去了施工现场，几个孩子躺在基坑里，不让工人动工。
有一次李利娟和许琪开着两辆车停在路上阻拦施工。一位负责线路迁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办案民警，李利娟曾向他们索要2800万元。
接到报案后，武安市公安局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李利娟立案侦查。李利娟不承认曾带着孩子阻拦施工。
但曾帮李利娟助阵的康广苗向警方证实，李利娟确实让孩子去阻止施工了。李利娟告诉康广苗，那边虽然不是他们的地，但他们有地下的探矿权。让康带着孩子去工地上阻止施工。
康广苗今年35岁，是李利娟收养的孩子，她十二三岁就到了爱心村，大家都叫她“苗苗”。爱心村被取缔前，她负责孩子、老人的生活起居和接待爱心人士。庭审当天，她也出现在被告人席上。
康广苗供述，有一次，李利娟问她，“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被拘留，你怕不怕？”康广苗说：“怕”。没过几天，李利娟听说工地复工，又让她带着三四个孩子去工地坐着。
另一名参与此事的被告人也证实了康的说法。“我去过五次。”该被告人向警方称，李利娟曾安排他在一边用手机录像，自己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基坑边和工人僵持。
从感动人物到“沾边赖”
李利娟是河北省武安市人。她今年54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小眼睛。公开的照片中，她总是穿着一件没有任何装饰的藏蓝色警用棉服，衣服宽大，两只手都缩在袖子里。
自述中，她有着传奇的经历。她曾是个成功的女企业家，二十多岁就靠卖汽车配件挣了几百万。1996年，吸毒的丈夫把家里的300多万元败光了，两人离婚。之后，为了筹集毒资，前夫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卖了，换了7000元。李利娟追到车站，用8000元赎回了孩子。每次面对媒体，李利娟都会讲起这段往事。
但真正让她走到公众面前的是收养弃婴。
李利娟的家人也不太记得，李利娟是从何时开始收养孩子的。李利娟之前接受采访时称，她在1996年收养的第一个孩子是5岁的四川籍孤儿。
带回了娘家，大姐把她们撵出去，“你来可以，她不能来。”
后来，她总往家领孩子。三四年间陆续收养了三个孩子，一群人一天三顿在娘家吃，一天吃掉一大锅饭。全家商量了几次，都觉得接受不了。
1996年，李利娟在武安市上泉村一处矿井上创办了“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名气大了，总有人往她那送孩子。最多的时候，爱心村有一百多个孩子。李利娟也因此收获了不少荣誉，她成了全国知名的“爱心妈妈”，2006年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
荣誉之外，围绕着这位“爱心妈妈”更多的是质疑。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四，武安当地人习惯称呼她“四姐”或“四霞子”。四霞子敲诈商户、勒索政府、欺负村民的事例很早就在武安传开了。有人给她起了外号：沾边赖——被她沾上边，她就赖上你。
“四霞子在武安嚣张了很多年，每次有事情谈不拢，她就说要带孩子们去家里住几天。”上泉村村民认为，孩子们就是李利娟的“武器”。
荣耀在2018年戛然而止。去年5月4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和爱心村的人在万腾大厦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证会的结果是彻底清理、取缔爱心村。第二天，从武安市公安局传来了李利娟被刑事拘留的消息。
警方在对李利娟名下的民建福利爱心村进行搜查时，更多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据官方通报，李利娟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等多种罪名。她的男朋友许琪等15人也被送上了法院的被告人席。
涉嫌敲诈勒索
在当地人看来，“爱心妈妈”跌落神坛并非意外。但之前，没人敢公开说她不好。“因为她是爱心妈妈，说她不好，别人骂你心术不正。”武安市政府副秘书长石书军说。
石书军和李利娟的正面交锋发生在2014年，石书军时任武安市贺进镇党委书记。当时，他招商引资，在南街村马鞍山引入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张卫国作为项目负责人，在马鞍山组织施工的第二天就遇到了阻碍。
吕军生承包了马鞍山南坡，开了一家永峰白灰粉加工厂，该加工厂因为多次发生安全事故被安监部门关停取缔。吕军生阻止光伏项目的施工，几次堵路不成，又说工程队把他的树砍了，要求政府出面解决。这时，李利娟出现了。
吕军生在接受审讯时交代，当年，他因为光伏发电项目占地的事，和石书军协调不成，才通过朋友找到了李利娟。“四霞子的名气大，既是爱心妈妈，而且在武安沾上谁就讹谁，能解决事。感觉她能拦住光伏项目施工。”他解释。他承诺，事成之后，把百分之三十的赔偿款给李利娟，算是管事的好处费。
南街村村支书杨占山去年5月接受采访时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贺进镇政府的会议室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利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自称在吕军生的工厂投资了1800万元，是大股东，过来是为了谈赔偿。
李利娟说，马鞍山100万平方米的山场是她承包的，有承包协议。她在山上种了十万棵树，有的已经成材，每棵树最少价值200元。“你们光伏项目砍了我的树，要赔偿给我2000万元补偿费，同意了就接着干，不同意谁也别想干。”
张卫国不服，他认为山上根本没有大树，反问李利娟：“马鞍山一共才300亩左右的地方，哪能种下你说的10万棵树？”
镇政府没能调解成功，劝张卫国和李利娟私下协商解决。之后，李利娟、吕军生等人多次找张卫国要钱，还安排人在马鞍山堵路，让他们无法施工。有一次，许琪带着两个男人在茶楼堵住了张卫国，威胁他：“如果不给钱，别想在武安干了。”
张卫国告诉办案民警，李利娟提出要70万。她承诺，她急需70万给孩子看病，只要给了钱，她就不找事了，剩下的钱她去找政府要。
张卫国说，他打听过，在当地没人敢惹李利娟，他也不想惹麻烦。于是答应给钱，分两次转给李利娟70万。之后，李利娟果然没再找他。
但审讯中，李利娟把这笔钱解释为“爱心捐款”。“他看我带这么多孩子不容易，拿了点钱给孩子们。”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例。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3月，李利娟以类似的手法向武安市六家铸造企业索要每年28000元。六家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两年间支付了84000元，李利娟分得56400元。
李利娟被控制后，多家企业向警方反映曾受到“爱心妈妈”的勒索。
曾为她染过头发的理发店老板说，李曾以染发过敏为由，向他勒索了二十万元；宾馆经理称，她以电梯不稳、造成腰伤为由讹诈了二十多万，入院之后又敲诈了医院一大笔钱。
这些举报在李利娟口中是截然不同的版本。
她辩解称，服务员把染发水流到她的耳朵里，造成耳鸣，经过医生诊断，耳朵水肿，还开了药。因为有中间人说和，她没要赔偿。
她对于“电梯事件”和“医院事件”的解释是，宾馆电梯失灵，她和许琪事后感到头疼、腿疼，住进了武安市第一医院。结果在医院，护士给她输错了液，刚扎上针几分钟就昏迷休克了，严重到需要抢救，她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坐了八个月轮椅。
其他说她敲诈勒索的举报，李利娟也完全否认。
涉嫌伪造公章与职务侵占
李利娟被武安市公安局带走后，2018年5月9日中午，武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办案民警在爱心村二楼办公室的柜子里发现了八枚印章。其中有三枚标有“武安市午汲镇上泉村村民委员会”“北京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2）”“安康精神康复专科医院病案专用章”字样的印章，经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辨认，证实是伪造的。
“医院从建院至今，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字样的章。”安康市安康精神康复专科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但李利娟坚称没见过那些伪造的印章，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爱心村的办公室里。
5天后，办案民警又在爱心村里找到另一枚伪造印章，标有“峰峰矿区峰四勘探注浆有限责任公司”字样。
这枚印章曾出现在李利娟名下铁矿的钻孔图纸和勘探报告上。“伪造我们的图纸，是为了给铁矿办理延期手续。”现任峰峰矿区峰四勘探注浆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猜测。
该负责人告诉办案民警，他和李利娟打交道是在2009年左右。当时，李利娟要求他给上泉村的铁矿进行勘探。公司为她出具了勘探报告，并加盖了印章。但业务往来只持续到那年冬天。“李利娟要求我给矿井做施工延期时，我拒绝了。”该负责人称。
他记得，李利娟和许琪对他们并不友善。爱心村里养着好几条狼狗和藏獒，到晚上有的狗就放开了，吓得工人不敢出门。许琪也经常恐吓他们。
后来，李利娟还让他们去山顶上打钻。她说，过几天架高压线经过这里，到时候要到钱，都给你。该负责人觉得她做事不地道，当晚就带着工人撤回了。“到现在还欠我们5万元，加上工人工资和各项开支，我损失达10万元。”该负责人说。
在庭审时，李利娟除被指控涉嫌伪造公章外，还被指控涉嫌职务侵占罪。
办案民警在工作中发现，2016年11月23日以来，李利娟利用管理爱心村账户的机会，侵占爱心人士捐给孩子们的744万元捐款。
李利娟交代，爱心村有两个对公账号。经过公安机关查证，其中一个账户6年间共收到来自政府部门和爱心人士的打款1415万元，李利娟以医疗费、工资等名义，从账户中取款30次，共计金额1407.6万元；另一个账户两年间收到316笔打款，共计744万余元。她以劳务费、医药费和生活费的名义，分12次将其中的694万转到个人账户上。
公诉机关指控称，李利娟曾用个人账户资金购置了丰田汽车、红木家具和手机等。也从李利娟家中找到了那批家具，总价值14万元。她解释，两个账户中，有爱心人士捐给爱心村的钱，也有捐给她个人的。
但银行明细只能体现资金的转入和转出，当办案民警问及资金的用处时，李利娟回答：“用事实说话。”
“以过世孩子名义申请低保”
办案民警还发现，李利娟有数张以孩子名义办理的银行卡。经过调查，这些银行卡都是低保卡，但李利娟名下的孩子并非全部是孤儿，有的有父母，有的已经成年，有的已经过世。
经过调查，办案民警发现，李利娟以爱心村26人的名义骗取了国家低保补助资金。其中23名登记在册的低保人员并不知道自己办理了低保，也从来没领过钱。
还有三个孩子在低保补助申请期间已经死亡。一岁的家彦2016年10月31日在医院不治身亡，但记录显示，从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他仍在领取低保补助。还有1岁的鸿鸿和三个月大的聪聪，李利娟在他们过世之后以他们的名义申请了低保补助。
公诉机关认为，李利娟向武安市民政局、武安市武安镇政府隐瞒事实，提供与事实不符的申请低保人员信息，使武安市民政局为不符合申请低保人员办理了低保手续。遂以诈骗罪向武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曾任武安市民政局救助站站长、民政局城市低保负责人黎明（化名）介绍，李利娟的低保申请是2014年通过的。
以前，李利娟的孩子们享受参照五保标准进行的救助金发放，因为五保的标准比低保的标准低，李利娟反映五保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的生活所需，由此向民政局申请给他们办理低保。
“因为这些孩子属于人均收入低于同期低保标准，也是城镇户口，符合《邯郸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中的相关规定。”黎明说。因此2014年2月，民政局局务会研究决定，把爱心村孩子们之前享受的五保待遇停发，重新办理低保。
但李利娟办理低保没有走正常程序。武安市武安镇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按照流程，申请人要先向居委会提出申请，居委会经过入户调查之后上报给镇民政局，再由镇民政局向市民政局上报。审核结束，还要有居委会负责人、镇民政部门负责人和市民政部门负责人层层签字。
而当时，李利娟直接拿着市民政局的审批表和入户调查表来找居委会盖章。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他们认为不合规，不想给她办，她就跑去找镇领导。居委会没办法，只能给她办了。“我们都知道她是无赖，不敢惹她。”
当时爱心村有45人通过了审核，办理了低保。后来人数一直在陆续增加，到2018年4月，爱心村通过审核的人员有101个。
根据2014年国家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有495元保证金。除此之外，还享受电费补贴。按照每人每个月15度电，每度电0.52元进行补贴，折算成现金直接打到低保金的银行卡里。
2016年7月19日，武安市发生了洪涝灾害。灾害发生后，每个享受低保的人员拿到了补贴救助400元，到2016年底，又给每人补贴救助500元。
黎明说，根据低保规定，民政部门要对享受低保的人员进行抽查，但对爱心村的抽查却一直没能完成。他们多次前往爱心村核查，但每次李利娟要么说孩子在上学，要么说在住院，还有的在外面工作，他们始终没能见到全部申请低保的孩子。
2018年8月15日，李利娟等人被控制后，武安市公安局聘请涉县一家司法会计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结果显示，2014年至2018年间，李利娟共骗取国家低保补助资金56万余元。
自去年5月以后，爱心村的黑色栅栏门再也没有打开过。原来住在这里的74个孩子也搬离了爱心村，被送往武安市社会福利院安置。
6月19日，武安市民政局局长冀彦军介绍，当时他们一共接收了80个孩子，除了爱心村现场的孩子，还有几个孩子在北京和县医院治疗，之后也被送到福利院。
这一年间，有一些人来福利院找孩子。冀彦军见到过一个老人，他称自己家的一对双胞胎就在爱心村里。按照规定，发现孤儿之后必须首先采集数据，输入公安系统的打拐库进行比对，确认孩子是不是被拐卖儿童。
经过DNA比对，老人确实是孩子的亲人。老人告诉冀彦军，孩子刚出生时个头小，家里人担心养不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个孩子流落到爱心村。目前，已经有10个孩子找到了亲人，回归家庭。冀彦军说，剩下的70个孩子中，暂未发现被拐卖儿童。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