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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与住的变奏(我和我的祖国)

我来自东北一个小镇的普通家庭。记得刚记事时,爸爸是一家全民所有制水泥厂的采购员。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爸爸每个月都会去山西省太原市、阳泉市,河北省邯郸市,山东省枣庄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地采购原材料,去北京、天津、上海的机会更多,基本走了个遍。那时我最高兴的就是盼着爸爸出差回来,每一次他都会带回来一些好吃的,让我们“饱饱口福”。太贵的东西,爸爸买不起,只是从他的差旅费中省下些伙食费给我们买点家里买不着吃不到的,北京的烤鸭、天津的大麻花……爸爸都买过,现在想想那可能花去的是爸爸好几天的生活费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带回来的一盒蚕豆,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种吃食。我和姐姐一人分到了半盒。我很快就吃掉了自己的那一份,说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下去,有点夸张,但确实没怎么品尝。看着姐姐拿在手里一颗一颗细品的蚕豆,我开始后悔了,一脸讨好地望着姐姐,希望可以再得到几颗。蚕豆太少了,又算是“稀罕物”,姐姐无奈分给我几颗,但我也很快吃完了。记得后来又是跟爸爸哭闹,又是撒泼打滚,“妄想”再得到一些,但是始终没有吃到,那种记忆中的味道让我念念不忘。

现在不一样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餐桌上的菜色丰富了,营养增加了……各种山南海北的水果、蔬菜、海鲜,可以从互联网上直接订购,既新鲜又便宜,而且直接送到家门口。不仅是不同地域的吃食,甚至过去想也不敢想的跨越季节的吃食,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那种想吃而不得的经历再也不会有了。

小时候,我们四家人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前屋的徐叔叔是个木匠,家里有好多好玩的“宝贝”;东屋的周奶奶家地势比较低洼,一到下雨天家门口就要用土做成“拦水坝”;西屋的曹家祖孙三代十口人挤在三间小房里;我爷爷是位老中医,家里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来串门。

院子小,人口多,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西屋里曹家,经常听见两位婶婶争着该谁做饭,该谁洗衣,该谁买菜,有时声音很大,吓得我们不敢靠近;东屋里周奶奶人特别慈祥,我们一帮“小萝卜头”经常去那里追着她让她讲故事;前屋里的徐叔叔经常用些木材的边角余料给我们做点好玩的,我们就经常去那里寻宝贝;我家呢,只要一来“朋友”,爷爷就不让我们进去瞧了,偶尔看两眼,不是在诊脉,就是在开方。当时觉得爷爷那么和蔼。这样集中居住的环境,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快乐,可以四处疯玩,但是大人们似乎并不开心,因为人口多,住宅面积小,显得拥挤而杂乱,所以总是苦大于乐的。

现在不一样了,上世纪90年代初,镇上的集贸市场统一规划,我们的小四合院就在其中。前屋的徐叔叔盖了新房,东屋的周奶奶家搬到了街对面的一处宽敞之地,西屋的两位曹叔叔分别有了新居,我家则是在原址上盖了二层小楼。大家虽然不住在一个院里了,但是见面依然亲切,更重要的是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再到后来,我们小辈渐渐长大,走出小镇,来到大城市,住上新楼房,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回首往事,留在我记忆里的,不仅仅是大事,更是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寻常故事……

(本文为“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民族文学》征集稿件)

责任编辑: 修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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