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印刷术的出现、电讯技术的产生，到如今移动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人类传播经历了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的加速度迭代发展，人们获取、发布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前所未有地方便和快速，信息传播内容及过程也史无前例地“全程”与“全效”，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全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换言之，全媒体的传播特点形塑了新的舆论生成模式，新闻舆论生态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首先，是传播渠道移动化。根据2018年8月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中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比例高达98.3%，移动互联网正在引领智能社会的发展；微信、今日头条和新浪微博三家头部新媒体平台动辄数亿的日活跃用户，也从侧面反映出，新媒体平台对用户时间的吸附正在加深，新媒体赋能在广度上正呈现赋能对象的“全民化”趋势、在深度上呈现赋能程度的“社会化”趋势，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推进和5G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化为核心的“移动化新媒体生存”已经成为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具有强社交属性的移动互联网很快成为社会舆论生成的最重要孕育场，成为各种各样言论与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媒介与载体，对社会舆论的传播和流行形成巨大影响。
其次，是舆论主体多元化。在尼葛洛庞帝看来：“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体现在信息权力的分配与对公众赋权的过程中，网络技术给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信息发布零门槛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广泛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成为信息传播中平等的一员，新闻传播日益呈现人人传播、多向传播和互动传播的特点。然而，尼葛洛庞帝所始料未及的是网络技术的疾速发展也使得“人们在尽享资讯便利和选择自由的同时，日益烦恼于互联网上呈现出来的失序和各种不确定性的放大”，具备多种积极特性的“网络技术”固然为民众实现了自我赋权，具有媒体传播属性的平台层出不穷，但这也同时模糊和重新定义了传统所谓“主流”与“非主流”、“权威”与“非权威”等概念，改变了人们评价社会公共话题的参与模式，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被打破，舆论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众声嘈杂、无所适从。
其三，是群体意识失焦化。伴随公民话语权的提升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高涨，面临新媒体也成为社会舆论的源头。一方面，网络等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普通群众表达心声、愿望及诉求的重要阵地，满足了公众“知情”和“表达”的欲望；另一方面，具有匿名化和交互传播优势的网络表达同时让所有参与者拥有一种“屏幕前的安全感”。在新媒体构成的舆论场中，网民的个人表达容易引发共鸣从而转化为很大范围的群体表达，形成一定程度上“围观”的公共话题，群体意识可能“失焦”，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后果。另外，一些具有商业属性的自媒体有时为追逐刷屏效应、寻求商业利益所制造的所谓“爆款”内容，不断挤压和侵蚀新闻舆论工作空间，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消解了整体的族群意识。
其四，是舆论生产情绪化。网络传播加快了舆论形成的广度与速度，更多的人可以更便捷地发表对热点事件的看法，其中既有理性的建议，更有情绪化的宣泄，甚至还有不顾事实和道理、盲目迎合受众情绪与心理而故意捏造的虚假信息，舆论构成渐趋复杂，社交平台所奉为圭臬的算法推荐进一步助推了“后真相”现象的泛滥，而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则成为舆论热点不断变化的重要推手，多元诉求促使各方声音迅速崛起，网民在相互碰撞和激荡的互动中凸显自我意识，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复杂感受和表达焦虑，舆论生产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情绪化的特征，严重冲击着新闻观的真实性底线。
总之，随着全媒体时代的飞速发展，新闻传播日益呈现人人传播、多向传播、海量传播的特征，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内外等界限越来越模糊，随时随地的移动传播方式、技术赋权所扩大的传播主体、日益分裂的群体意识和情绪化的舆论生产使得舆论引导、凝聚共识的难度大大增加，新闻舆论生态渐趋复杂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要求更加显得切中要害、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新闻舆论工作才能适应舆论生态变化，在多元中立主导、在众声中谋共识，把握时度效，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