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星星了！大家就位！”凌晨的城市已经沉睡，四川绵阳一处山顶，灯火通明的试验场却因云开雾散而沸腾：在这里守望星空的，并非天文学家，而是核武器科研人员。他们披星戴月地工作，为的是成功跟踪恒星目标，为某大型试验提供数据支撑。
1990年，国家将核武器研制工作从四川深山迁至绵阳近郊。一批批核武器科研人员来此扎根，一座座实验室、研究所、试验场拔地而起。从此，这片区域有了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号——科学城。中国特色核武器科技事业的新篇，就此开启。
家国情怀，责任担当
不久前，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文艺晚会上，短剧《等待》还原了一段“两弹”研制中的感人场景：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为及时寻回未爆的核弹头，“两弹元勋”邓稼先不顾辐射危险，进入事故现场寻找核弹头：“你们进去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设计的，责任书上的签字人，是我！”
字字千钧，让无数人感慨万千。“有崇高的家国情怀，才会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到科学城工作20多年的激光技术专家胡东霞表示，“以身许国的传统，在这里从未丢掉。”他记得，有一次试验取样发生了故障，眼看贵重的样品即将受损，在场的4位带队专家穿上防化服就冲进了放射性极强的试验舱，及时取出了样品。
核武器研制既是高度保密的事业，也是异常艰辛的工作，一些重点试验，需要成千上万好几代人的努力，在荒漠和高山风吹日晒、反复摸索，才能成功。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科学城某研究所总工程师魏晓峰，把写有“成功才是硬道理”的纸条贴在办公室门上，“心里必须有为国成功的信念，才能坚持下去。”
“为国铸剑”的理想，始终支撑着科研人员的追求和担当。“在有些人看来，核武器研制工作似乎过于单调。一支笔、一页纸、一台计算机，日出而起，日落尚不能息。”核武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唐立说，“为祖国贡献微薄之力，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因做事极其认真，在科学城某研究所担任科研室主任的王军锋，人送外号“王疯子”。“这里的‘疯子’不止一个。”他告诉记者，科室有位研究员喜得贵子没几天，就偷偷跑回实验室：“在医院也帮不上妻子的忙，不如回实验室心里踏实。”
团队协作，薪火相传
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荣誉往别人身上推，这已成核武器科研人员的另一项“传统”。“带队领导总鼓励我们，‘工作放大胆，出了事责任归我。’”研究员翁继东所在的科研团队是一个成立40多年的“老队”，“有责任时领导总会第一个站出来承担，团队报成果时，却总把我这个年轻人排在第一位。”
不计个人荣誉，团队协作至上，“传帮带”的精神贯穿于核武器研发的各个环节。“前辈们的倾囊相授，才加速了后继人才的成长。”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万敏，第一次在外场试验带队时，便遭遇激光元件大面积污染事故。那时资历尚浅的她不知所措，所幸该所原科技委主任苏毅研究员等几位老专家马上赶到现场，根据多年经验，将可能的事故原因一条条列出，再让万敏逐一排查，最终解决了故障。
“95后”杨建是某车间技工，车间指定年长近10岁的陈新旭做他的师父。而在一次手工焊接比赛中，杨建却反过来成了陈新旭的教练。“手工焊方面，杨建技高一筹，当然是谁本领大就听谁的。”陈新旭告诉记者，在不久前的一项大型试验装置焊接中，两人紧密配合，交叉采用两种焊接模式，仅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估算需要4个月的任务。
团队协作精神，也为国防科研工作增添了更多温情。“我们这个科研团队成立20年了，为了一项技术，夜以继日攻关。”某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廖正菊回忆，团队的成员是从各个研究所抽调的，长期并肩作战将大家凝聚成一家人。技术终于获得突破那天，传来的喜讯只有一句话——你们的“儿子”长成了！“那一刻，所有人相拥而泣。”
进取创新，永不懈怠
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起点，来自独立攻关。进取创新，是这项事业的“天然基因”。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1986年7月病逝，临终前所关心的仍是如何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提出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建议。
“这相当于二次创业！”一位当年参与加快核试验计划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大家憋足一口气，突破一项项关键技术，终于成功取得了预定的全部试验成果，“预定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以告慰邓稼先同志了。”
用比头发丝还细的刀头，在直径不到2厘米的圆盘上打出36个小孔，其难度相当于“用绣花针给老鼠种睫毛”。科学城某研究所年仅29岁的高级技工陈行行迎难而上，无数次修改编程、调整刀具、订正参数，变换走刀轨迹和装夹方式，终于攻克难题：36个小孔精确成型，产品合格率100%。陈行行表示，作为一名“国防工匠”，要敢于创新，敢于向技艺极限发起冲击。
“核武器研制，要解决很多以往没有遇到过的难题，这正是这项事业的魅力所在。”科学城某研究所研究员康彬说。高性能中红外光学晶体是提高激光性能的关键技术，对核武器研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掌握，并严格限制出口。康彬和团队成员一起，通过8年努力，不仅实现了该类晶体的全流程国产化，产品还出口国外。“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康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