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要在严谨、求实基础上讲创新，否则很容易走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路上去
我自高中二年级（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起，便奠立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1956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我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道路虽然变了，但是对文学的喜爱和追求一直没有变。“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可以说是我毕生体验和信条。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我的体会是一定要读原始材料，抓住阅读中发现的可疑之处，紧追不舍，深入开掘，最终获得成果。我有关“五四”的多篇论文便是这样产生的。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时，主编唐弢先生一再强调：要“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还开列了几十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名单。这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学者成长确实极有好处。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后阅读近20种文学和文化期刊，留下至今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笔记，弄明白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
在最初阶段多取这种方式，也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但是，即便今天，学科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依然要破除一种错觉：仿佛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本本“新文学史稿”“现代文学史稿”，而所谓“研究”，就是阅读、钻研这一本本史稿。这是一种把源和流颠倒过来的想法。真正的文学史，存在于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批评史料中。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研究者比较广泛地阅读、钻研有关作品和史料，刻苦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再来讲“悟性”，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再来讲创新，否则很容易走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路上去。
文学史研究以外，我也写一些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是小说评论。在这方面我比较看重作品艺术成就，看它能否真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阅读作品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因而非常重要，是正确开展批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常常说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我认为这种结合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从纯欣赏者角度读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起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当然，在初读之后，还必须再读第二遍、第三遍，要把作品或文学现象放到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衡量。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在体察人情、体察生活。这里的前提是了解社会、了解历史。只有当评论者本身也相当熟悉自己要评论的那部分生活内容，他才能真正体察作品所写的人情，才能在艺术上作出中肯评价。我对《创业史》《李自成》等长篇的评论如果有可取之处，便是同这一点有关系的。
当《创业史》发表出版引起评论界重视，多位评论家撰文赞许梁生宝这个人物塑造取得重大成就时，我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别人，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英雄形象之列，却具有巨大社会意义和特有艺术价值，是全书中最有深度、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在评论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我不仅反复钻研作品，还阅读《明史》相关部分以及包括《绥寇纪略》在内的明末清初十几种野史，一方面紧扣小说杰出的艺术创造深入展开评述，另一方面又力图将这些评述建筑在接近或符合历史实际的基础上。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集中阅读金庸作品。明显感觉到这些作品与旧武侠不一样，把我对文学的想象力、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到一个新高度。1995年春开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金庸小说论稿》便根据那时的讲稿整理而成。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并非为赶时髦，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早在80年代初，我就主张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至于金庸这样一位当代汉语写作者中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当然需要认真研究。金庸作品在艺术特质上以神奇的想象力、丰富生动的情节、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见长，虽然写的是古代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精神，具有深刻精湛的思想养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科学揭示金庸现象背后的诸多成因，深入探讨其作品魅力之所在，并放到中国文学发展背景上加以考察、评判，是必要而有价值的课题。通俗文学研究应视为文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一条腿走不好路，只有在重视严肃文学研究同时，做好通俗文学研究，才能充分揭示文学发展中雅俗互相争夺又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内在肌理，减少文学史研究盲目性，提高文学研究水平。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一百年也是中国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下建立崭新意识和崭新体式，使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逐步交融、现代化和民族化趋于结合的时期。新与旧、中与外、雅与俗、现代化与民族化、为人生与为艺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织影响，呈现错综复杂的面貌。尽管不同时期文学各有其阶段性特征，但这一百年又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发展一贯性：作家们面临文学发展的许多共同课题，有着大致相同的困惑与追求。这就尤其要求文学研究格局与方法的创新，要求在世界文学广阔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百年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规律，为未来提供历史的有益借鉴。
（本报记者胡妍妍采访整理）
严家炎，1933年出生于上海，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知春集》《求实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世纪的足音——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论集》《金庸小说论稿》等18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