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红》是一部正面聚焦扶贫攻坚的长篇小说。在辽西一个叫柳城的小乡村，以陈放为代表的三位驻村扶贫干部在治赌、办书屋、建企业、打井、栽杏树、引自来水等一系列扶贫工作中化解矛盾，在带领村民脱贫过程中，让大家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实现精神升华。小说再现贫困乡村由“贫”到“富”巨大变迁，也展现党领导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展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着信念。
值得肯定的是，《战国红》致力于塑造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在省直机关做文字工作的驻村干部陈放进村时已经57岁，三年驻村结束也就到了退休年龄。他投身扶贫工作不是为个人前途，而是出于两股动力：一是想做成一点事，陈放心中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正如他说：“我的青春和才智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上，最终存进档案馆。到柳城就不一样了，我们三人的想法很快就由文案变成了现实……说实话在柳城我感受到了一种由虚变实的获得感，这种获得感让我的人生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另外一个动力是，他爷爷曾经在辽西这片热土上战斗。“我爷爷在辽西参加过抗日义勇军，对辽西有感情，他临去世前嘱咐我不要忘了大庞杖子，要让那里的孩子天天吃上面包。”陈放继承爷爷遗志，誓让贫困地区脱贫，让这里的孩子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体现其“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这也让这部小说具有历史纵深感：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党员干部做人做事的首要担当。从扶贫攻坚过程来看，普通群众自身也有强烈脱贫愿望，只是他们在如何脱贫上一时找不到出路，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心连心、同呼吸”，探寻行之有效的致富路子，引领贫困群众从困境中走出来。与一些同类题材作品中贫困群众被动接受帮扶不同，《战国红》中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战中主动作为，积极改变自身命运。小说塑造了以杏儿、李青为代表的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她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情怀，在扶贫干部遇到棘手问题一筹莫展时，常常主动请缨，帮助扶贫干部与群众沟通，化解矛盾，以汪六叔、柳奎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也与扶贫干部勠力同心。正是村民和扶贫干部共同推进，使柳城扶贫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进展、一个又一个成功。
扶贫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战国红》中，原扶贫干部海奇的黯然离去就显示出扶贫工作的艰巨和复杂。海奇扶贫工作不成功，不是他缺乏足够热情，也不是因为出现猪瘟病，归根结底是他在扶贫工作中不深入、不细致、不全面。由这一人物，作品构成“复调”叙事，有助于读者思考现实的复杂性，增加作品深度。
《战国红》故事架构、人物塑造和文字叙述都有比较突出的特点：杏儿爱诗与作诗的人物描写，为扶贫故事平添文学情味，为描绘新农村建设和塑造新农民形象增加文化视角；在书写柳城村扶贫故事时，注重营造和描写大大小小矛盾冲突，如开始阶段的观念习惯冲突，后期的商标之战、协议之争等，既具有现实生活质感，也为塑造人物形象、讲好扶贫故事提供必要戏剧张力，读来引人入胜。《战国红》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接地气、扬正气，在当下现实题材中别具一格，值得关注。
近年来，老藤相继有几部小说问世，仅从长篇小说创作来看，《刀兵过》写乡贤文化，记录东北乡村百年沧桑，《战国红》聚焦扶贫攻坚，塑造农村新人形象，题材跨度较大，体现创作者宽阔视野和多方探索的能力。女性形象塑造是其长篇创作亮点，比如《刀兵过》中的塔溪、止玉，《战国红》中的杏儿、李青，身上都闪耀着温情、圣洁的光辉。与对女性形象满怀深情的赞美相对应，《战国红》语言绵密、细致，读来格外具有温润心灵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