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创作·新文论】
文学应当有力地参与和推动时代进程
——作家路遥和蒋子龙当选改革先锋的启示
作者：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新华社记者 张新民摄
蒋子龙 新华社记者 宋佑民摄
广大作家凭借辛勤的创造劳动、丰富的艺术成果，在铸就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100名改革先锋中，就包括“‘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蒋子龙和“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
40年来的文学发展历程，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为何蒋子龙和路遥能够获此殊荣，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先锋人物？他们究竟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他们的文学创作将对新时代文学发展产生怎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在文学上的重要标志就是一些作家犹如幼苗破土而出，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不论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还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且不说他们能否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就是能否从容地写作都是一个未知数。而蒋子龙和路遥的一个突出共同点就是他们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有力参与并推动了时代进程，成为人们回眸历史时无法忽视的重要存在。
蒋子龙的“改革文学”直接触及新时期改革最为关键的内容，尤其是触及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将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成功塑造了一位锐意进取、雷厉风行、敢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企业家形象，首开“改革文学”先河。此后他陆续发表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小说，对促进思想的解放、推动改革的深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蒋子龙以文学形式，很好地解答了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答的现实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革文学”承担了经济学理论的使命，以其强大的情感影响力和审美感召力，为改革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蒋子龙关注城市改革有所不同，路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农村改革上。他以自己对农村的深刻洞察与真切体验，相继推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重要作品。改革开放的本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促成人的全面发展。路遥在《人生》中则把被传统户籍制度钳制在土地上的新一代农民满怀创造激情、渴望实现崭新生活的梦想，用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当然，在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中，这些已经从土地上觉醒的一代新人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当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吹来时，再凛厉的倒春寒也无法阻挡已经觉醒的人的蓬勃发展。这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示。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高加林还希冀通过谋求一份体面的城里工作获得自我发展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时候，孙少平则已经挣脱羁绊，开始掀起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那就是后来支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显然，路遥在乍暖还寒时便敏锐地捕捉到了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再用文学的形式真切地表现了出来。
蒋子龙与路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时代的母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任何特定的时代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学，任何特定的文学必然有其特定的时代主题。40年来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主题。蒋子龙和路遥在文学世界中不仅揭示了这场伟大变革别无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展现了这种从人的观念到社会体制内外变革的艰难曲折、痛苦磨砺的复杂性。乔厂长的大胆变革，让我们看到了新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变革者的奋进与悲壮。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变革精神早就深潜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不过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路遥作品中的高加林和孙少平等普通人物，同样以其独特的方式汇入历史的洪流之中，最终汇聚成这个时代的磅礴大潮。
蒋子龙与路遥的文学创作热情讴歌了时代精神。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永不言败的进取与愈挫愈勇的韧劲相结合、脚踏实地的劳作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相结合、突破藩篱的探索与坚定不移的信念相结合，这些都是40年来能够攻坚克难、不断创造奇迹的根本所在。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面对行将破产的企业，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毅然决然地担当起历史重任，走上了引领企业重生的崭新征程。如果循着乔厂长的路子顺流而下，就会发现许多浴火重生的国有企业恰是从这里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这些国有企业或通过股份制改制，或通过重组整合，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否定与超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之路。至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孙少平等农村青年，则乘着改革的东风，最终走出了祖祖辈辈沿袭固守着的土地，汇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和共享者。辛勤劳动让大多数人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也最终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蒋子龙和路遥在众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绝非偶然。他们获此殊荣对新时代文学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家应该深入体验生活，敏锐感应时代，成为真实反映时代巨变的“书记官”。40年的社会变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历史阶段之一，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二三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历程。然而，这段可谓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艺术表现。相比较而言，蒋子龙与路遥则是突出反映这一历史巨变的优秀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触摸到这段历史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又经历了怎样鲜为世人所知的艰辛与困顿。
回眸40年来的新时期文学可以发现，有不少作家不但没有深入火热的社会大变革实践中，反而在改革中迷失了自己作为人民作家的主体性，甚至放逐了文学使命，放逐了文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作家放逐文学之日，也就是读者放逐作家之时。许多作家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地埋怨时代，埋怨市场经济，甚至埋怨读者，这正是文学脱离现实的表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蒋子龙和路遥的创作给予关注，是在昭示未来的文学发展方向——作家应该循着现实主义道路走下去，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之作。
作家应该增强改革意识，拓展开放视野，讲好当代民族复兴的“中国故事”。对作家而言，文学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作家具有社会担当，具有人文情怀，脚踏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写出能够真切地反映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改革的伟大时代，也是文学繁荣的伟大时代。关键在于，作家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走出自我的狭窄天地，扬弃自我玩味已久而又无法割舍的文学书写模式，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由此找到作家与时代融为一体的文学创作新道路。
客观地说，新时期许多作家的确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比如说，不少50后、60后作家，接受的文学教育有限，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特别是优秀文学经典。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偏于一隅，难以实现“气象宏大”。这就使得一些作家并不是通过文学引领时代的大潮往前奔涌，而是跟在时代后边疲于奔命，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文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时代的进步。
作家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当下，部分作家的文学书写历史参照系过于单一，历史时长偏短，地理空间过于狭窄，没有把真正能够代表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图景诉诸笔端，没有让胸怀世界的风雷照亮文学的星空，特别是未把文学置于历史与世界的维度加以表现。这表明一些作家没有那种能够与时代相吻合的大胸襟，未能透视历史风云际会，依然是躲在自我的狭小天地里沉吟。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活生生的，是可以轻易触摸到的。像深圳从40年前的小渔村到当今的国际化大都市，像浦东从40年前的荒芜之地到当今的世界性金融中心，一些有名的企业从无到有继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这在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那里都难以虚构出来，但在当今世界已经变成了现实。当然，蒋子龙和路遥也没有建构起“中国的深圳”或“上海的浦东”等文学地标，但他们所走的文学道路是通向这样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地标。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历史地看，蒋子龙和路遥在其所属的时代，用文学的方式书写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乔厂长那种既脚踏实地又满怀激情的激越人生，恰是40年最恒久的人生基调。虽然时代改变了，但不变的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亮剑”精神。试想，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哪个不具有这种精神？孙少平那种既忍辱负重又勠力前行的铿锵人生，同样是40年来最恒久的人生基调。社会发展了，但没有改变的依然是这种久久为功的勤奋精神。试想，中国从乡村走出来的新城市人哪个不兼具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恰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转换。
当选改革先锋的蒋子龙和路遥，是新时代语境下作家们学习的楷模。蒋子龙和路遥用文学的方式，脚踏实地地创造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新时代的作家们应该像他们那样，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需要合拍，仍然保持一往无前的变革和开放精神，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