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通过各种类型、样式和风格的乐器及音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中国早在青铜时代，音乐文化就已经相当昌盛。中国古代乐器有所谓“八音”，即金、石、丝、竹、土、革、匏（páo）、木。其中绝大多数材质容易朽蚀，难以保存。然而作为“八音”之首的“金”，即青铜乐器，在考古发掘中有较多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也使我们得以走进古代音乐艺术的殿堂。
源流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乐器仅发现铜铃。几件铜铃均体型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一侧有扉棱，舞面为平面，上设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
商、西周的青铜乐器主要有铙（náo）、钟、镈（bó）、鼓等。当时的青铜乐器与商周礼制密不可分，在国家举行祭祀、征伐、宴飨等仪式时，都有乐舞相伴，并有严格的礼乐制度。在“无礼不乐”“无乐不礼”的礼乐制度下，乐器的形制、演奏及曲目都要合乎礼节。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使用更加广泛。这一时期，各路诸侯崛起，他们无视周王室的权威，僭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级规定的乐舞，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物登上了中国青铜乐器的历史巅峰。各种青铜乐器琳琅满目，异常丰富，还新增錞（chún）于、钲（zhēng）、句鑃（gōu diào）、铎（duó）等军乐器和宴飨乐器。
战国末期，青铜时代走向终结。秦汉之后，先秦宫廷钟磬乐悬基本消失殆尽，青铜乐器逐渐走向衰落。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仍影响着中国社会。如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大量乐器，展现出汉初音乐生活的生动图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音乐史的新课题。
分类
铃、铙、铎
铃（图⑦）形体通常较小，通高多在10厘米以下，在腔内系一游动的铃舌， 摇动铃体与舌撞击以发声。西周中期以后，已有大小相次数件编组的编铃。
铙（图⑨）是商晚期与西周早期的一种青铜乐器，外表似铃但较大。据文献记载，铙一是用于军旅，二是用于祭祀和宴飨时配合其他乐器击打节拍。铙表面的纹饰与铭文皆以柄所在方向为正，可知铙在使用时，口是向上的。北方系统的铙一般是小型的，应在中空短柄中接续木柄，手执敲击发声，多编列成组，称为编铙。南方系统的铙主要出土于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和福建，体型高大厚重，应当是插在座上敲击的。
铎（图⑩）与铃相似，也是有舌青铜乐器。不同之处在于，铃悬挂使用，铎则装有木把，手持摇振，使铎腔内的金属舌撞击铎体发声。
钟、镈
钟（图④）体两侧尖锐，横截面为合瓦形，用木槌敲击或木柱撞击发音部位以发音。青铜钟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制：甬钟、钮钟和镈。甬钟侧悬，钮钟直悬，镈为平口，在音乐和音响性能上各有特色。青铜编钟在西周早、中期通常是一套三件或四件，到春秋早期增加到一套八件为常制。春秋晚期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目达到26件。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套编钟，是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分三层悬挂的编钟。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3755字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整套编钟低音浑厚，中音圆润，高音清脆，音域宽广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一钟双音，可以旋宫转调。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钲、句鑃
钲（图⑤右）、句鑃（图⑤左）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是两种形制相近的乐器，一般把口沿较平、仅两铣侈出的称为钲；把口沿内凹、腔体更宽阔的称为句鑃。前者多用于军旅，后者主要用于祭祀宴飨。
錞于
形制上大下小，浅盘、平口、束腰，下体收敛。上有钮，应是悬挂在架子上使用，打击而发声（图⑧）。
鼓
铜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出土数量甚多，平面曲腰、中空无底，到清末才完全停止铸造。一类是用铜仿制的木腔皮面大鼓（图⑥），重要的标本有两件，一件流落日本，为双鸟饕餮纹铜鼓；一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崇阳铜鼓。从铜鼓凝重的造型、简朴的纹饰等形制特征来推断，崇阳铜鼓较之日本收藏的双鸟饕餮纹铜鼓更古朴。
乐器不仅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和科学技术，还承载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信仰、道德与向往。在已经逝去的青铜时代，在宫廷的祭祀中、庄重的宗教礼仪中、盛大的军阵中、欢乐的宴飨中，我们都能听见乐音的回荡，看见种种乐器的身影。而在文化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观赏精美的铃铎鼓磬，聆听庄严的黄钟大吕，仍能给予我们一份宁静致远的沉稳，一些与古为新的灵感，一股砥砺前行的力量。
（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范昊天整理。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