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一 刘平安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101岁的他，曾参与马王堆汉墓出土音乐文物的研究整理，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主要创建者。他在先秦音乐史和音乐考古学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了海内外瞩目的奠基性成就，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代表作《先秦音乐史》曾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2019年12月29日中午，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疗养病房，101岁的李纯一老人，正背对着门静静地坐在窗前，似乎已经等了许久。
李纯一的女儿李青说父亲听力不好。为了表明身份，同行的编辑弯腰递过去一张名片。老人拿到名片，摆正了放在轮椅的小桌板上，一字一顿且有力地读出了“光明日报”四个字，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读完他又把名片翻到背面，旁边的护工开玩笑式地指着上面的英文问：“这个认识吗？”老人声音洪亮地读道“GUANGMING DAILY”，大家一时惊得呆在那里，老人指指前面的沙发说：“坐，坐。”
在女儿和护工的眼里，年逾百岁的李纯一就像个孩子。采访的间隙，李青和护工多次轻轻抚摸着老人的头，老人则静静地乐享爱抚，就像回到了一百年前，生命刚开始的时候。
1920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李纯一在天津一个轮船水手家中呱呱坠地，父母为他取名李春霖。1946年，因为一个契机，周恩来为其改一字，由“春”到“纯”，之后他自己又将“霖”改为“一”，就有了后来“李纯一”这个名字。李纯一曾经历过私塾、小学、中学的系统学习。“七七事变”爆发时，李纯一正在天津工商学院经济系就读，国难当头，他毅然弃学奔赴鄂北一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49年，得益于早年在国立歌剧学校理论作曲组的学习及战争年代的教学经验，李纯一被调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1953年，开始任职东北音专（即前鲁艺音乐系，现沈阳音乐学院）；1956年，被调往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大量的积累使李纯一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在他的主持下，艺研院音研所积极开展对音乐考古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对北京文博考古单位收藏的出土乐器进行考察测音，获得不少新的古代音乐史料，同时发表若干有关中国音乐史及音乐考古的论述。
“文革”期间，李纯一饱尝艰辛，身体状况不好，可他从未停止学术研究的脚步。1972年，受国务院指派，李纯一参与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乐器的考察研究及相关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尤其在平反之后，李纯一更是一头扎进了对出土音乐文物的考察研究中，即便离休多年，也依然频赴考古发掘一线，笔耕不辍。
李纯一重视实地考察，强调“目验”，同时也尤重文献阅读。“家里的书很多，两间屋子堆满也放不下。父亲很爱买书，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时候也要买。”李青告诉记者，“记忆中，父亲常常把自己埋在书堆里。没有电脑、电话、打印机的年代，为搞清楚某一个问题，他经常与中外学者往来数十封信。为了查找资料，他还自学了英文、法文、俄文，年届70岁又开始学习日文。”从读文献的角度讲，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所说，李纯一是“一位‘不下楼’的音乐史学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李纯一在音乐考古方面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与方法，并完成了长达45万字的综合性论著《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该论著以远古至秦汉的出土乐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类型学、层位学、年代学、模拟与复原实验以及声学测定等方法，分析古代乐器的形制、体系、年代及性能，继而探究它们发生、演变及发展的序列与规律。学界给予如此评论：这是一部中国古乐器学开创性的专著，亦为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一次较全面的总结，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趋于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志。
此外，李纯一的学生秦序介绍，“先生曾担任曾侯乙墓音乐文物调查组顾问，到现场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曾侯乙墓编磬铭文初研》等论著，提出了对铭文、钟磬乐律及内部组织的许多独到看法，并首次提出曾侯钟编组悬挂及用乐等级性质，对学界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李纯一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充实于上古音乐史研究，并以文化人类学等有关资料作为参证撰成《先秦音乐史》，在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奖的同时，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音乐考古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李纯一的开拓性贡献为他赢得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等一系列荣誉。
在李纯一95岁华诞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再生首次提出了“乐史三公”的概念。他指出：“历史常常会患‘失忆症’。音乐界中青年一代甚至不知道李纯一为何人。历史学家却被历史遗忘，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时代文化现象。但是，半个世纪以前，李纯一著《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廖辅叔编著《中国古代音乐简史》，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是在音乐界影响最大的几部史学著作。所以，提出‘乐史三公’概念，实质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学术界只知‘定于一尊’之杨公而淡忘或遗忘李公、廖公的史学贡献，不利于音乐史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与学界的高度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纯一自己却认为做得还远远不够。2019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上门为其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对他给予高度评价，他却一直说：“我很惭愧，我真的没有为祖国作多大的贡献。”
李纯一曾谦虚地说：“我天生愚笨，涉猎狭窄，因而以‘宁慢爬，勿稍歇’为座右铭，做事、做学问等就像做人一样要老老实实。”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如今，101岁的李纯一行动不便，听力不好，说话也很吃力，有时候想写几句话也会提笔忘字。但是，当记者在纸上写下“有没有什么遗憾”的时候，百岁老人李纯一落寞地答道：“（遗憾的是）不能再为党做事了。”
（记者 刘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