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在上海正风中学读初三的钱李仁。
新中国成立后在团中央礼堂前的合影。左起为鲍奕珊（曾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委员会委员、书记），吴学谦（曾任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琦涛（曾任中共上海学委委员兼中学委书记），钱李仁。以上均为资料照片
老钱马上95岁生日的人，两手拉线向上牵引那个器材，一做2000个。双脚踩踏板前后摆腿那个更猛，照样2000个。前不久，骨科大夫制止才停。恋恋不舍。
就走路。一边走，一边唱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个人唱出千军万马。
午睡起来，奔冰箱，咕嘟咕嘟喝冰水。儿子心里直泛嘀咕：这肠胃，铁打的？
吃大量水果，酷爱到“偷吃”。查血糖，啥事没有。
给他发邮件，往往不超过半小时，便有回复。仿佛一直在线上。
不喜欢别人叫他“钱老”，叫老钱。而且不是随便说说。有人亲见他当面直言：“不要叫我钱老，叫老钱！这是第三次纠正你了，达成协议。”问他究竟为什么？无它，自在些。
老钱大名，钱李仁，做过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的是化学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过首任大使衔中国代表，英语运用较自如，法语也能使用，翻译过间谍小说，逃过难，挨过炸，见过兵荒马乱，沧海桑田，历事无数，还曾坐火车遭遇脱轨，夜半被剧烈震动从梦中惊醒，后节车厢尾部乘客全部罹难。
他最希望记者写下的，就一件事：上海岁月。
动荡不安的日子，心神不宁的夜
正好是1937年8月13日事变当天，钱李仁一家五口，从镇江坐火车逃往嘉兴。
车票是事先买的。不可能预知上海这一天开战。上车时也不知。只是一路走走停停，不时在小站停靠，过一会儿，便看到满载中国士兵的军列呼啸而过，一列又一列，向上海进发。
到苏州已天黑。旅客还在下车，就骤响空袭警报。一位熟悉站台的乘客指点，月台之间有地下通道。这在当时很少有。就此，全家拎着逃难所携的大包小包，奔通道躲避了一两个小时。坐苏嘉铁路绕过上海直达嘉兴时，已是深夜。
这一天，离他生日，还有一周。13岁的少年，在兵荒马乱的火车站坐等天亮，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出生地嘉兴王店镇。
这是第一次逃难。镇江是当时江苏省的省会，兵家必争，风声鹤唳。逃到老家乡下，一是有些亲人，二是那些复杂的河道港汊，或许临时可避。
动荡不安的日子，心神不宁的夜。在王店从报上看到日军在沪攻势受阻，镇江方面也从起初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宣布9月照常开学，于是举家便又回镇江。
离开不到3个月，家舍在兵荒马乱中被烧毁，亲人伯母也没逃出，葬身火海，尸骨无存。
此时，老钱全家也已二次逃难，北上高邮。
北上，是为了躲避日军之前的主攻方向。然而很快，镇江沦陷、南京沦陷、扬州沦陷，日军已直逼高邮。老钱父亲苦思冥想，四处寻亲，最终决定投向上海一位亲戚所在的公共租界。
老钱熟稔复述当年路线：从高邮，走水路，经兴化，到泰州，再走陆路，过黄桥，去新港，坐船抵上海。从黄桥到新港五十里旱路，老钱坐在独轮车上，车身有些前低后高，两手必须紧紧抓住车架，以免滑下。遇到过“说话很客气”的游击队，也正巧在日军午饭时，溜过无人站岗的街镇。到新港，只见一片瓦砾，废墟上建起的房屋，“不过是一些茅房罢了”。船到上海，“战争的遗迹——断垣残壁仍旧存留着。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都像贴上一张膏药一样”……
从此，开始了刻骨铭心的15年上海岁月。在这里考进上海中学，在这里参加学运，在这里光荣入党，在这里迎来解放，也在这里，喜结良缘。
“砰”一声，楼板都震动了，住在楼上的老人当场倒下过世
很快，老钱便在悠远的记忆深处，精准定位出当年投奔的那位亲戚，在上海开绸庄的地点：三马路（今汉口路）和福建路的交界口。
不久后搬去的拉都路，他也印象很深：“就是今天的襄阳南路，最南端有一个拉都村，最靠近弄堂口的10号房有一间灶披间，就是上海话的厨房。我们一家五口挤在里面，只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终年晒不到太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洗手间。”
一家团聚在一单间非常好，但住得太难受。然而“上海周边战火蔓延，住在‘孤岛’再困难，也胜过在日占区做亡国奴”。初到上海时，老钱还曾和哥哥一起睡在过道里，床铺晚搭早拆。
不久再换到山东路、福州路一处三层楼顶层的亭子间里，正在一家餐馆灶间顶上。餐馆是常熟风味，“叫化鸡生意特别好，炉火热气、煎炒油气、蒸煮水气日夜熏烤，加上我们入住又正好是夏季，真是尝到了‘水深火热’的味道”。
不久又搬到打浦桥的新兴里，比较正规的弄堂房子，全家住进一处房子的二楼前楼，有个玻璃窗朝南，才终于照见了阳光。生活透出一口气。尽管，在头顶别人家加搭出的阁楼上，人家在地板走动，就像走在他们头上。
记不清那天是一大清早还是晚上了，忽然间“砰”一声响，把头顶这层木楼板都嗡嗡震动了，钱李仁全家吓一大跳。
住在楼上的老人，因病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不幸突发过敏，当场倒下过世。
几十年过去，老钱说起那一下震响，依然声势慑人。
印象极为深刻的还有楼下那条路。
“要饭的，逃难的，带着小孩没地方住的，还有不少流氓小偷，混在里头横行霸道。我们出门去买点东西，进来一路上，要防偷抢，还有要饭的不停拉我们裤腿，伸出手来，要点东西。每天走这个路，很吃力，也很心酸。我妈妈是小脚，她要出来，我们必须有人扶着她。就这样，我在这里住了9年。也是在这附近，打浦桥当时有条小河，我见过日本兵扛着枪在河边走，就赶快躲起来。”老钱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对上海印象最深的，是三条路，这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条路，他看到了真正的“水深火热”。从这条路出发，钱李仁走向菜市路（今顺昌路），去读上海中学高中部。又走向徐家汇、华山路、十六铺……和同学搞读书小组，做学运工作。没有自行车，就靠两条腿，一步步走上革命之路。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过了战斗的历程”
80年前的1939年冬，钱李仁秘密加入“学协”，全称是“八·一三”前后曾一度公开活动的“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
次年5月，鲜花开遍原野的日子，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望志路（今兴业路），一处二层阁楼里，钱李仁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便是他对上海印象最深的第二条路。
两次的引路人，都是同班同学吴绍基，望志路阁楼就是他家。
小学毕业，钱李仁以全年级第一名，考进当时镇江最好的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读初一。到上海后，他在家附近的正风中学读完初三，顺利考进上海中学。“遇到不少好老师。”老钱感慨，“物理老师杨逢挺，还有化学老师，都是著作等身的人物。英文老师姚志英，除了正规教材，还自己用心编了一套《英语背诵文选》，不少从英文名著摘选，每篇不到一页，每周学会一篇，第二周当堂点人背，背不出来，就站到角落里。从高一到高三，从不间断。国文老师陶庸生也是，从古代经典和历代名著里，自选了一些篇章带我们学，时常会当场出一个题目，要我们马上写出作文来。”
名师严教。钱李仁学业全班第一。
思想上更为突出。离开镇江时，日机扔炸弹，学校老师已经在教大家要抗日。更早之前，一位表哥在南京上初中，订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看完会寄来。“很快，我自己成为了长期订户，受到很多启蒙。而且从苏北逃难到上海，看到过很多老百姓倒在路边。所以到上海之前，日本鬼子这个‘反面教员’，就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老钱回忆，刚进上中，读高一时，并没人来领导鼓动，“但是我自己发自内心地，已经充满了抗日的想法。”
当时上中面临着一场严峻斗争。汪伪机构想“接管”，不断威逼校方向他们“登记”，不时派人来看一看。见到教室门口“眼镜闪一闪”，钱李仁会大声斥赶：“滚出去！”
吴绍基便教他：光是骂、叫，不够，要把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真正把汪派抵制出去。
比如，“孤岛”书刊禁售严重，同学们渴求课外知识，老钱班上自发成立了一个“不藏图书的图书馆”。大家根据自己家里可以外借的书籍，开出单子，集中编目录，要借哪本就直接找书主。进而，成立一个个读书小组，课后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交流心得体会。老钱说，那是很多同学思想进步的开始。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天，上中学生举行反汪大会，“基本做到全校发动”，震动沪上各界，多家报社报道。随后，全市100余所大中学校发表声明：绝不承认汪伪政权。
老钱说，加入学协就遇上“反汪斗争”，自己上了一堂群众工作的基础课，学到了一点儿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的基本功。
2005年吴绍基不幸去世，老钱送去挽词写道：“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过了战斗的历程，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上海学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第三条老钱印象深刻的路，是南京路外滩。
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日子里，好几次，在这里战斗在一线。
作为现场指挥者之一，招呼学生群众，避开军警的直接打击，有时还救人。1948年抗议英军暴行打死两名中国人那次，上海两万多人在外滩英国领事馆愤怒示威。四名代表被英军警扣留，两位设法冲了出来，钱李仁迅速组织门外的队伍，加派几人进去，把另两名代表救了出来，同时组织外面的群众队伍，在外围布置好岗哨，以应对大批地方军警。
同年，还有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斗争，也是在这里。面对敌人凶残抓捕殴打，斗智斗勇，震动全城。
现场和他站在一起的，是“老领导”吴学谦。
此时吴学谦是学协副书记，他是学协下属的上海学联党组书记。
早在1941年夏，吴学谦便是钱李仁所在上中党支部的上级联系人。1944年，老钱已调入一个中学区委工作，从解放区回到上海的吴学谦又成为上级联系人。两次都给老钱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一次，在吴学谦出席会议并具体指导下，上中支部发起“助学运动”，帮助困难同学解决学费、书籍，在“客观环境变得最困难的时候，反而迎来了‘重新打开局面’的契机”。老钱感慨：“这一点说来难以置信，但确是历史事实。”其中关键，是唯物辩证，善于、敢于“从不利条件中看到转化为有利因素的实际可能性”。到1942年夏，支部从1940年只剩3名党员，短短两年后翻了15倍，发展到50人左右，升格为总支。
后一次，把“助学运动”扩展到全市，同样成效良好。
对吴学谦，老钱一直心怀感念：“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我受他启发教育最多。他在上海领导我们搞学运，很讲工作方法，组织党内讨论，估计几种可能，总是会先认真请大家发表意见，你说说，他说说，然后拿出自己的一套分析和部署，主要打哪块。我听了心里很服。”
老钱儿子笑道，听父亲说起过，当年进行地下斗争，并非像现在一些影视剧演得那样，那么有戏剧效果。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与日常，需要扎实细致的点滴积累，需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需要同呼吸共命运，能与大众思想情绪的脉搏一起跳动，需要及时把握时机、敏锐判断，需要勇敢与巧妙，许多时候也不能逞一时意气，需要韧性与坚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局强迫沪上学生学日语。上中学子开始是零零星星的个别抵制，后来发展到有班级派人放哨，一见日本教员走上老师们通常走的中间楼梯，便立即发出信号，全班从旁边楼梯离开。气恼的日本教员放出狠话，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教务主任一边协调，一律给60分，一边和爱国老师一起，促使学校与日方讨价还价，调整日语课的设置和时间。就这样，尽可能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多少刹掉一点日语教师的威风”。像这种事例，可能没有影视里那么惊心动魄，却是历史的真实。从切身利益的日常事件中，日积月累，真切赢得人心。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老钱找出1938年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致函上海市学生协会的复印件，动情回忆热血往事。“九一八”七周年，上海学生走上街头，向市民各界劝募了10万件寒衣。学协派代表去皖南慰问新四军，献上锦旗：“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到1939年，上海中等以上的学校，65%都参加了学协……
一家权威媒体跟进报道的标题是：《上海学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我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当年上海这段岁月”
儿子问老钱，1978年，您是怎么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这是41年的“未解之谜”。当时老钱定下出国，儿子都不知道。那年9月开学，儿子如常去中学，第一天照例是打扫卫生，便认认真真参加，直到打扫完了才被发现，赶紧告知：你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转到另一所中学了。转学，是为了有人管他，母亲也在国外工作。
这便是老钱的工作风格。
秘书说过一个细节：老钱上世纪80年代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每个月会主动去缴纳，自己办公室的座机里，用于私人事务的电话费用。
这次临别，电梯口说起，向老钱求证。他点点头，说是。
临出门前，记者请他留步。老钱儿子和同去者异口同声：不用劝阻，他是一定要送到电梯口的。虽然耄耋之年，难以大步，但老钱步伐连绵，身躯快速向前移动，一点不落人后，脚下虎虎生风。
1993年12月22日，钱李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说出一段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话”：“现在看来，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将不是再出现一种新的支柱性制造业（例如像汽车工业那样），而很可能（至少目前的统计数字初步显示出来）是‘信息产业’。”
有评论称，在当时，99%的中国人都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
1994年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又连载钱李仁文章《从“信息高速公路”看美国信息业》。两个月后，中国才第一次实现和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
1995年1月18日，他更是大胆发文，和一位院士辩论。院士主张《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老钱认为互联网“不开通则已，一开通，它只能是高速的。因此，在描述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循序渐进时，似以不用‘信息低速公路’或‘信息中速公路’之类的术语为好”。
那时的老钱，已年届七旬。
今年，互联网诞生50周年。这也是记者采访他的最初缘由。老钱这样回复邮件：“当时是经领导批准去美国探亲，闲来无事，翻翻当地的报刊，读到不少涉及网络通信的新闻和论述；那时还很少传到国内。我对网络通信之类从未研究，但对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很愿意想一想，发点议论。现在年事更高，发不出什么议论了，就此向你报告。”
95岁的他，现在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雷打不动，下楼锻炼一小段。原先，下午还有一小段。近来天热，儿子担心，也就不去了。
他笑声爽朗，毫无忌讳地打趣自己：差不多能够发生的出行事故我都遭遇了，在埃及坐火车脱轨，在阿尔及利亚坐汽车撞山，就是飞机掉下来没有碰到过，他们因此不敢让我坐飞机……
他认真看向记者，说：“我现在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当年在上海这段岁月。我们虽然没有扛起枪杆，不是直接打仗，但就像毛主席曾经评价的，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
他拿出一张打印好的纸，大声念出，毛主席在1947年一篇社论的那段话：“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这篇文章的网络搜索、下载保存、打印装订，全是他自己前一天晚上完成的。
（首席记者 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