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半年写作，半年和农民、工人同吃同住，这样获得的体验最深刻、最有真情实感，进而创作出独特的故事。对于故事，不能“捡到筐里都是菜”，而是要悉心“培养”，把故事一点点“养”大
2018年，我有4部作品在卫视黄金档播出，《家有九凤》《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闯关东》，这些都是我十几年前的作品。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我的作品经历时间检验，今天的观众依然爱看。创作者要有志向打造能够流传下来的精品，而不是“一次性消费品”。
编剧有两种，一种是做一个匠人，把它当成饭碗；一种是做一个艺术家，把它作为毕生追求。只有把创作当成毕生追求才可能成为好编剧。创作应是抑制不住自己对生活的激情、对人民的热爱而有感而发。出发点冲着“开张”去，这个剧本不会很出色。
我常说，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我的创作状态经常是半年写作，半年走到最基层的农民、工人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完全沉浸到老百姓生活中去。我曾经坐在黑龙江农民家的大炕上，听当地人拉家常，一宿一宿地听，不知道听了多少故事，第二天早上起床找不到鞋了，因为头天晚上一屋子人唠嗑，嗑的瓜子皮把鞋给埋起来了。我储备的这些素材，一生都写不尽。
真正熟悉了创作对象，才敢下笔写。我努力做到，写一个题材就写到最好。写《家有九凤》我积累了4年素材；写《大工匠》，我在工厂断断续续体验近3年；写《闯关东》，我奔走7000多公里；写《温州一家人》，我走了国内14个城市，又到法国、意大利、荷兰等与题材相关的国家搜集素材和体验。充分的准备和积累，使这些作品从同题材中脱颖而出。
深入生活获得的体验才是最深刻、最有真情实感的，它能不断激发创作灵感，进而创作出有个性的故事。有的创作只图个“快”字，快写、快拍、快卖，创作者没有时间深入生活，只从网上搜集素材加工一番——这些故事是网上的、别人的，但唯独不是“你”的——创作者对这些挖来的材料没有感情，激发不了创作欲望，只能炮制出同质化的“一次性消费品”。
最近我参加剧本评审，现场来了七位编剧，讲了七个故事。因为故事缺乏个性、长得太像，让人分不清谁讲的是什么。多年前，我与同代的几位编剧张宏森、钱滨、石零做过一个测试，读剧本判断是谁的作品。单靠听，就能从台词分辨出每个人的作品。写过《大法官》《西部警察》的张宏森喜欢用长句子，力量澎湃，写《宰相刘罗锅》的石零有山西人的幽默，写《誓言无声》的钱滨有四川人的机智。
当前电视剧创作需要加强的正是这种创作个性，而这只有从生活深处才能得来。编剧不肯“下去”，作品就“上不来”。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编剧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到生活里去听、去看，而不是苦苦地“编”故事。不要说自己现在是“腕儿”、受不得苦，哪个编剧没有一本辛苦账呢？有追求的编剧怎么能省略吃苦这一步，等着别人上门来请？也不要说我不熟悉那个年代，所以我不能写，这也是托词，我一开始也不熟悉“闯关东”那段历史。
对于故事，不能“捡到筐里都是菜”，而要悉心“培养”。很多故事在一开始时，人们意识不到这是个故事，过了一段时间才突然意识到这个人、这件事太有意思了！当你觉得这个故事有价值时，也不要马上结构故事，一定要慢慢培养它，把它讲给不同的人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讲故事视角，发展它、调整它，使之丰满、壮大、耐听。这个过程，我称之为“养鱼计划”：把故事一点点“养”大，等到成熟的时候再捞出来。这个过程非常享受。当它折磨得你睡不着觉，一宿起来多少次，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临界点到了，写出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我小时候生活在大连民权北七街，那里有一个点心工厂，每天下午3点出点心，我和小伙伴每天两点多就跑到工厂门口等着。出点心的时间到了，每个人都把气运足了，使劲嗅着空气中点心的味道，那个陶醉啊！这个记忆后来被我写进新戏《老酒馆》里。这条“鱼”我养了几十年，所以它才动人心弦。
剧作家最大的悲剧是重复自己，最有出息的是每一部戏都往前走。要让每一部作品都保持它的鲜度、不可复制性，每写一部戏都当作第一部戏来写。这样才会调动所有的艺术感觉，而不是落入惰性和惯性，使自己的作品可有可无。
（本报记者张珊珊采访整理）
高满堂，1955年生于辽宁大连。现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代表作品《闯关东》《家有九凤》《北风那个吹》《钢铁年代》《雪花那个飘》《温州一家人》《老农民》。曾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