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六早上九点，几位志愿者早早来到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用丝带蒙起眼睛，体验一会儿看不见的世界，一旁的工作人员叮嘱他们行走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再过几分钟，志愿者们将拆下丝带分头行动，前往地铁站和公交站，帮助一批盲人观众来到电影院——这是他们每周固定的观影时间。
每周的一件大事儿
肖焕义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慢慢走进影厅的通道，还没拐到座位上，他便循着声音认出了正在说话的老友：
“嘿，你们来啦！”
“快来，第一排给你留着位置呐！”
老肖今年61岁，已经是这家心目影院十几年的老观众。每周六，他和朋友们会从北京的各个方向赶过来，在这里“看”上一场电影。
但他们观影的方式有些特殊——因为先天失明，老肖无法看到屏幕里的光影，只能从讲述人的口述来感知电影里发生了什么。
两位讲述人手拿着话筒坐在影院中间，在电影播放时“见缝插针”：对白出现，就在第一句提示这是哪个角色；没有对白，她们就用语言描述当前播出的画面，串起整个电影故事：
“威廉脱下上衣，戴上泳镜，用很标准的姿势跳下来，他游得飞快，一身的肌肉在水里闪闪发光，引起了旁边所有人的注意。”
“淑仪脸色苍白、累得直喘气，他爬进游泳池，脸上还保持了刚才的表情，很笨拙地往前游，用的是一个狗刨的姿势。”
和其他的影院不同，放映的时候，心目影院的影厅里留着两个小灯。声音也要适当调小，因为平时为追求视听效果的高声音量，对于听觉敏感的视障人群来说有些刺耳。
为盲人讲电影，源于郑晓洁和王伟力夫妇一次偶然的尝试。在家里，王伟力为一个视障朋友讲了一场《终结者》，讲得匆匆忙忙，可朋友听完后却激动地抱着他们转圈：原来电影是这样的啊！
他们发现，盲人在理解事物的时候，不光是视觉和声音的理解，还有重量、质感、温度和味道，“为什么盲人朋友能够成为观众，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细腻、敏锐的能力”。
当时，他们有一档专门为残障人群开设的电视栏目《生命在线》，因资金短缺停掉后，郑晓洁舍不得这些残障朋友，便从制片人转型成为助残一线服务工作人员，在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展开助盲服务的活动，2004年，他们开始尝试为盲人讲电影，地点是鼓楼西大街的一家小四合院。
两年后，这个项目有了一个名字——心目影院。老肖也在这时来到小院，从此成为影院的忠实观众：“这已经成为我们一周的大事儿了”。
他印象里第一次看电影，是一年级时学校放的《铁道卫士》，但那时只能听个热闹，连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分不清。
而现在，“不管是老的《小兵张嘎》，还是后来的《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盗梦空间》我们都能听得懂，虽然《盗梦空间》比较虚幻，但我们也知道什么叫蒙太奇了”。
2018年6月，心目影院搬离了小四合院，走进电影院线，盲人观众可以坐在电影厅里看上最近的新电影，今年大热的国产科幻《流浪地球》，他们也早在电影院看过了。
告诉我，你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保护地球，尊重大自然，现在就应该防微杜渐……”谈起《流浪地球》，老肖能讲出大段大段关于科幻、环保事业的感想。
但播放这样的片子，对电影讲述人来说其实是不小的挑战。
刘冬云和搭档是从志愿者变成电影讲述人的。尽管已经讲了三、四年，电影一放完，她们还是找到经验丰富的王伟力请教，看看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改进。
讲电影有技巧，画面描述要尽可能简洁生动，让盲人观众迅速领会。每个讲述人开始练习时写的脚本，几乎是对整个电影的“零件拆解”：同期声、画面的文字描述、各种细节，一部电影的脚本往往要写上好几万字，写完再跟电影反复核对，保证在最合适的时间内讲完。
几年间，刘冬云和搭档讲过《卧虎藏龙》《绣春刀》等武侠片，也有《新不了情》《饮食男女》等爱情片，不过最常讲的还是生活片，因为剧情和人物相对简单，讲的都是身边发生的事儿，盲人群体更容易理解。
有一次，她想挑战把喜欢的《新龙门客栈》播给观众，但开始练习以后就后悔了：“因为镜头切换很快、武打场面都很紧凑、用的兵器都不一样，我们真的就是看了很多遍，几乎一夜没睡地去练习。”
好在，第二天大家听得还挺高兴，讲述终于“勉强过关”。
有人会不解，盲人如果先天失明，他要怎么理解电影里蓝天白云的样子？
王伟力说，这其实很多明眼人的误区。盲人都有视觉的意识，对于视觉的需求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内心视觉形态、信息模式基本上都趋于一致。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盲人的内心视觉和画面上的视觉勾连起来。
“盲人的心理视觉是触摸形成的，我把它叫体感视觉或触摸视觉，所有触摸的物体就留在他的内心了，变成了一种理解世界的语言。”2008年，他们开办首个盲人触摸艺术展，带着观众触摸卢浮宫的雕塑复制品。后来，播到《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科幻片，他们就把恐龙的模型拿来，让盲人们一边触摸、一边感受和想象。
王伟力回忆起一个场景，他们去到航天馆，一位盲人把一个几十米的运载火箭从头摸到尾，全程都咧着嘴高兴地笑，听完一路的讲解，他感叹：“国家做这个航天，真是不容易。”
盲人是明眼人的一面镜子
2004年至今，红丹丹志愿者团队已经为盲人放映过850多场电影。
肖焕义如今是盲人观众里的活跃成员，每当有文艺汇演，他总是积极地报名，有次郑晓洁要去外地参加一个盲人国际会议，他也问：“我能不能自费去参加？”
“他想参与和了解这个世界，已经从残疾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王伟力说。
志愿者们经常觉得，并不是他们帮助了盲人群体，而是自己从帮助盲人的过程中成长了很多，“盲人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是他们反复提起的一句话。
“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我想如果蒙上眼睛，可能连这个楼都下不去，别说一辈子了。所以重要的是大家在盲人朋友的身上找到成长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王伟力希望，明眼人都能够平视身边的视障人群，帮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平台中来。
一次放映后，有位盲人观众不好意思地讲，自己家里关了三年的电视机终于“解禁”了。因为突然失明，她急切地想知道电视里都在演些什么，可父子俩总是不给她讲，时间长了，焦急变成了恨意，家里只要一开电视她就要寻死觅活。
“其实他们不是必须要看电影，而是寻找一个家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家庭矛盾、寻短见，已经和盲人成为朋友的郑晓洁，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
视障人群的焦虑感很多人无法感同身受，社会上对这个群体的盲点也依然存在。不理解不支持是常事，甚至心目影院从四合院走向电影院，也是一个“被离开”的过程，到现在，他们面临的瓶颈依然是资源问题。
但这项事业还要继续，郑晓洁表示，他们还要尽力做到更好、更专业。
2018年底，首届北京盲人电影展成功举办；今年6月底，全国11个城市的心目影院共同联动，在同一时间，21位讲述人用同一个脚本为1260名蒙眼观众和视障观众讲述《港珠澳大桥》，创造了“‘心目影院’最多观众的人声解说式电影放映(多场地)”的吉尼斯记录。
对于未来，王伟力还有两个小愿望，一是希望电影发行的时候能再开通一个讲述声道，能更广泛地普及对盲人的讲述，另一个，是希望未来的电影院在声音设置上，也能适应盲人的听觉特点。（任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