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何为？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一种解答。在表述独一无二的实体经验和非程式化地想象未来的意义上，文学确实是我们时代为数不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艺术方式。在大数据迷恋和人工智能迷思当中，未来被定义为智能时代，在一本畅销书中，奉行丛林法则的功利主义市侩祭起了技术淘汰的法宝，呼吁人们要迎头赶上这次革命，“争当2%的人”，因为只有这2%的人控制了世界 。这种野蛮思维正在喧嚣着试图成为主流，在强调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解放时，有意弱化乃至遮挡它的负面因素。
问题在于，讨论技术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在目前的许多系统中，“准入条件”本身早已经让权力、资本及它们垄断的技术所控制，它们不会考虑人的复杂性与社会关系中幽暗的层面，实际上将世界粗暴地简化了。
仅从经济上来说，技术就能够颠覆自由市场的美好想象：市场参与者是公平的，但这种公平极为脆弱，甚至从来未曾存在过，因为掌握信息和权力的少数人轻易就能打破这种平等，甚至让绝大多数人毫无知觉。这少部分权力与资本拥有者才有可能成为“超人”。多种O2O（线上线下）、C2C（个人对个人）探索了新的商业运营模式，“新技术有两个特点使之能轻松逃脱普通民主程序的监管：发展速度极快，严格讲是以指数曲线急速发展，而且非常难以理解，更难控制。
首先，因为相关理论和科学知识一般超出政界人物和公众意见有限的知识水平；其次，因为其背后的经济势力和游说集团非常巨大，且不说过分庞大”。 苹果、谷歌、脸谱、阿里巴巴这类公司的影响与渗透能力早已超越了经济层面，而进入到用户的深层隐私，包括消费记录、时空范围、趣味、习惯、政治倾向等，因而它们不仅能操纵人们的购买行为，还能控制人的其他行动乃至思想。
目前为止，我们尚不能发现技术突破资本的可能性，也即是说，它们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想象与实践。在关于现实勾勒和未来想象的图谱中，那些被归纳出来的诸如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系统优于个体之类“生存原则” ，就是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它把我们引向一个放松管制和日益商品化的世界，而公共权力往往由于系统成本和沟通环节的冗赘而缺乏预见，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君主，无论多么集权，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几乎全面覆盖、完美无痕的隐秘权力。政治上关于全景监狱的幽暗想象在以往反集权叙事中屡见不鲜，对于商业资本的这种透明的牢笼的文学表述尚付之阙如，而这更有可能是我们时代的重点所在。
但是如同冯象根据人工智能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逻辑所推导的：“信市场，利润驱动，AI的研发应用就不可能有序，而极易失控，监管落空。但AI失控，也是‘资产阶级的关系’日益‘狭窄’混乱，乃至无法‘容纳自身生产的财富’的一个症候。当那一天来临，劳动者无分行业、蓝领白领，一律‘变成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当分散的雇佣劳动为天网的触角/终端所取代，‘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即‘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也就走到了尽头。
当机器人开始消灭劳动分工，福利权成为人‘生而平等’的实质正义诉求，大失业便催生私有制的‘掘墓人’，连同新的人机伦理——劳动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实践。” 这无疑在根底里是一种乐观主义，但具体的资本所有者并不会自动生成这种自觉，理论的推衍还有待于文学来进行叙事、隐喻和启示。
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创造未来，但未经检验的未来不值得创造，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也许需要以责任、共情与自觉选择作为其起始，在多重现实的经验中，锻造新的人性和赛博格的联合，从敌托邦的噩梦中走出来，从而书写出新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