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在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赵婀娜摄
燕园草木深。
未名湖畔，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木，一片红楼灰瓦间，外国专家居住的帕卡德公寓掩映其中。安乐哲，就住在这里。
金灰色的卷发、和善的笑容、炯炯有神的双目、高大的身材，眼前的安乐哲，尽管已年逾七旬，但依旧精神矍铄。“今天很高兴你们以‘老师’为话题来和我聊聊天。”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给人带来一股亲近感。
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安乐哲的教龄已整整40年。自1978年开始在夏威夷大学任教至今，他曾先后受邀担任剑桥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余东旋杰出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教授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教授，也曾担任过美国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亚洲发展项目负责人、《东西方哲学》杂志主编、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安乐哲的学术领域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经典翻译，系列著作包括《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译著有《论语》《中庸》《道德经》等，着力纠正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是蜚声中外的比较哲学家和儒学大家。
“尽管很多人称我为儒学大师、东西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但我最喜欢的称谓还是‘老师’。”每每谈及“老师”二字，安乐哲的脸上总是露出骄傲和自豪的神情，几十年的从教经历让他乐在其中。
18岁时决定将中国儒学作为研究方向
提及与孔子和儒学的结缘，安乐哲说，这主要得益于自己18岁时到香港做交换生的经历。
出生于加拿大作家家庭的他，小时候受到父亲和哥哥的影响，曾励志要做一名诗人。1966年，安乐哲就读于加州雷德兰斯大学，偶然间在校园里看到一则选派学生去香港学习的消息，于是报名申请，只身来到远在大洋彼岸的香港。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初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安乐哲便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人是独立、外放的，我们往往希望通过辩论的方式展现个性，突出自我；而东方人则是含蓄、内敛的，他们更注重地缘、家族的纽带关系。我当时并不很理解其中的不同之处。”
幸运的是，在迷茫之际，同学送给了他一套《四书》合集，并从《论语》中挑选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句为他取了与英文名谐音的中文名——安乐哲。这一切不仅让18岁的安乐哲第一次知道了孔子，更对儒学着了迷。他回忆说：“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先生、崇基学院的劳思光先生带我学习文言文，让我进入儒学的大门。从此我决定将中国儒学作为研究的方向，并致力于将其讲授给更多的人。”
不过在当时，中国哲学这个专业实在太过冷门，为了继续学习，安乐哲不得不辗转于亚、欧、美三大洲。他先后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学校分别取得中文硕士、中国哲学硕士，中文博士、中国哲学博士学位，而后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最终在著名汉学家刘殿爵的推荐下到夏威夷大学任教。
“这13年的求学过程，很有《中庸》里所讲的‘道不远人’的感觉。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让我更坚定要做一名‘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决心。”回忆起这段往事，安乐哲表现出对成为一名中国文化传播者的执着。
教与学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过程
谈及教与学，安乐哲有说不完的话。
“甲骨文中的‘学’字，样子看起来像一个学校，所以它的意思也并不只是‘学习’，而是同时包含了‘教’和‘学’两方面的含义，是教与学的互动。”每每提及教育，安乐哲喜欢追本溯源，常以孔子做榜样。
在安乐哲看来，孔子是谦虚、好学的老师，他的一生都处于不断看书、学习的状态，并且善于发现和学习学生的长处。“孔子曾不止一次地夸赞学生颜回比自己要聪明，教与学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过程。”安乐哲说。
上学期，为了纪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年，安乐哲特意开设了《杜威与儒学》这门课，课程结束时他问学生：“你们认为这学期谁的收获最大？”当所有人都看向班内成绩最好的学生时，安乐哲却摇摇头，随后大声地告诉他们：“我这个老师才是学得最多、收获最大的人。”
作为一名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安乐哲认为，同理工科的实验室一样，“教室就是我们的实验室，要在课堂上多与年轻人谈思想。”为了能够在每天8点上课前将自己最新的想法整理好，安乐哲常年保持着清晨4点钟起床的习惯。他表示，“在课堂上，学生的想法会提供给我很多研究的灵感，所以我书中的很多思想，都是与学生们交流过的。”
至于如何培养学生，安乐哲也有独特的想法。“英文education这个单词，在拉丁文中有两个字元，一个是educare，指的是老师传授知识的基础性课程教育，一个是educere，指的是老师在讨论中引导学生产生自我思想的研究性教育。这两种都是必不可少的，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学生完整的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安乐哲始终坚持着这样的方法，将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给学生，也注意让学生研究自己喜欢的题目，形成独立的思想，努力达到教师和学生相互学习的状态。
希望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日前结束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安乐哲作了主题为“中国的社群观与家庭不可分割”的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一多不分”的关系。
在将众多中国哲学经典翻译为英文时，安乐哲所依据的中文内容都是考古学最新挖掘出的材料，并从比照中西不同文化语义环境视角，仔细斟酌每一字词的翻译，生怕一个不恰当就让外国人误解。他印象很深的一次是翻译《大学》时，按照英文的习惯，“大学”通常翻译为“The Great Learning”，但当时一个学生提出应该译为“The Expansive Learning”，表达扩大学习、不断成长的意思。如此一来，《大学》一书的核心思想跃然纸上，英译的内涵也更为丰富。
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安乐哲一直以学者和教师的身份、以严谨求真的态度比较着中西哲学的不同之处，他提出的“让中国哲学文化讲中国话”成为当今比较中西思想界和阐释中国的经典之语。他表示：“在西方图书分类法中，《易经》《道德经》《中庸》等中国哲学书籍，一直被放在‘东方宗教’类书籍编目中，从未被当作哲学类书籍，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个固有看法。”
下一学期，安乐哲计划为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哲学经典英译研究》课程，对他们进行中英翻译词汇的训练。“这些博士生未来都是要走向教学岗位的，通过针对性的训练，他们能够更准确地向其他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思想，希望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安乐哲谈到自己的良苦用心。
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迄今已30多年，“中国快速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汉语也愈发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和重视。而我最希望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能为世界更好地接受，并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伟大精神财富。”安乐哲感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在强调输赢，但中国以儒家‘仁’为中心的文化则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兼容并蓄后哲学的‘东西方化’，希望世界上能有更多国家接受中国的文化思想，以感同身受的情怀，实现多方合作，共同解决人类同命运共发展中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