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铁上有人吃东西、推销、大声播放视频音乐时，你怎么看？大多数人对此都不赞同，甚至厌恶。如果追问一句，你会怎么办？主动上前制止的人恐怕不多。对这个似乎有些前后矛盾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辩证看待。
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不赞同、批判态度，反映了大多数公民素质在提高。如果把观察中国社会风气变迁的时间维度拉长，我们会发现，近年来公共场域里国民素质的确有了很大改观。在餐馆吃饭，适量点餐、光盘行动已经成为不少人饮食的基本守则；醉驾入刑后，“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习惯，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饭桌上的风气和思维习惯；人们外出旅游，乱扔垃圾、乱涂乱画的现象少了，自觉维护个人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游客多了……这些变化都表明，如今，信奉法治者越来越多，公众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在稳步提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南京、成都等地推出的车厢内禁止饮食、禁止吸电子烟等规定，得到了公众点赞；个别不文明行为经过社交媒体传播后更显得刺目刺耳。
公众对不文明行为的态度，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公众的“义愤”正是形成社会向善的道德土壤，应该努力呵护。
另一方面，公众对不文明行为“敢怒不敢言”、不敢上前一步，反映了当前社会尚未形成以法律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规则文明，而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道必答题。对于有人在地铁上吃东西，很多人不敢主动上前制止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预知由此产生的后果和效果。这与相关规则本身不完善、规则宣传不深入、违反规则的代价不高有关。在一些地方，地铁禁吃令虽早已实施，但仍有人我行我素，有的还以时间紧、起得晚等理由为自己开脱，这种“明知故犯”、无视规则的现象更应警示。
除了在地铁里吃东西，类似“知道规则却又破坏规则”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同一个人，过马路时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闯红灯，但在车里握着方向盘时，再急也不太敢逆行、闯红灯；同一个人，在国外景区很少乱扔垃圾，回到自家街区却敢随手就扔。为何会这样？违法成本不同，执法刚性不同，人们执行规则的程度也不同。
涵养健康的社会文明，需要倡导人们养成更为鲜明的规则意识和价值导向。简单来说，规则及其执行不应因人情而变，而应该是刚性的，这是社会文明的压舱石。只有形成“一时不文明，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阻碍”的导向，公众的文明举止才可能始于自发、成于自觉。日本公共文明背后，是1984年出台的《轻犯罪法》对公民不文明行为的详细规定；“新加坡奇迹”的出现，与包括“鞭刑”在内的严明法治和管理紧密相关；很多人羡慕欧美国家公民能养各种宠物，殊不知宠物主身上背负着大量义务条款甚至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责任。
古语云，“从善如登”，提升文明程度从来就不易。一个文明社会的养成，既需要个人自律、“君子慎独”，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他律、规则的刚性执行。这不只是一种社会信条，而应当是一种生活刚需。因为大家同处一趟驶向现代化的列车上，文明素质的养成，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即便是地铁上吃东西这样一件小事，也需大家彼此关切，彼此成就。